评论：治超费咋成了“养人费”

　　云南省审计厅日前完成4个州市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专项审计，结果显示，超限超载治理经费大部分用于人员支出，占总支出的52%；公路维护保养及站点建设仅占总支出数的16%，公路养护资金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中国青年报》7月22日)

　　治超所收缴的赔补偿和罚没款，应当主要用于公路的维护保养，但云南省审计厅审计发现，治超收费和罚款大部分用于“养人”，而且人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情况并非云南省独有。

　　众所周知，罚款应是治超的手段，而不能异化为执法的目的。可是，当大部分治超费变成“养人费”，当执法人员的工资福利与治超罚款密切相关，则治超工作难免被部门利益、个人利益裹挟，执法目的就可能从治超变为创收，“以罚代管”难免大行其道。现实中，“养鱼执法”、“钓鱼执法”等手段花样百出，其背后都是执法人员难以抑制的逐利冲动。

　　逐利冲动让治超变成创收，以至于各种乱收费、乱罚款屡禁不止，而在路桥收费畸高的背景下，“执法经济”无疑使得货车运输成本进一步加重。不超载就不赚钱甚至亏本，这是许多货车司机面临的共同困境，由此引发“越超越罚、越罚越超”的恶性循环。正如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在全国两会上所说的，一车货物从广州运至北京，全程遵章守法，不超载，不但没钱赚，还亏了3200元，“中国的运输成本如此之高，你叫老百姓如何生存？你叫司机如何不超载？”

　　在这个意义上，罚款看上去是治超的有力手段，但也在客观上使得超限超载愈演愈烈，其效果犹如“扬汤止沸”。值得注意的是，路桥收费以及“执法经济”所导致的畸高物流成本，不仅影响企业经营，而且影响产品及服务价格，进而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成本密切相关。

　　要从根本上治理超限超载，一方面需从降低路桥收费着手，另一方面需从遏制“执法经济”着手。而遏制“执法经济”重在祛除执法人员的逐利冲动，让治超收费和罚款与执法人员的待遇脱钩，同时像打击超载一样打击公路乱罚款、乱收费。(晏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