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

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　(资料片)

　　价值观、政治立场、学术追求等诸多方面存在分歧、矛盾，甚至对立，“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一个高度异质化的群体。然而7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彻底摧毁了知识分子的心理防线：在民族危难面前，仅仅沉湎于自己的科学、艺术殿堂，似乎成了缺乏气节的表现。

　　战争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生活，也改变了他们对社会、对政治的观念。西迁也好，南渡也罢，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所有人都在思考自己未来的行进路线，有踌躇，有困惑，有悲观，也有喜乐。

　　这一个个个体的选择，最后竟共同促成了抗战时期知识和思想的迸发，使文化薪火相传，他们的爱国热忱至今都让人为之震撼。

　　史无前例的高校大迁徙

　　从浙江杭州出发，经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江西泰和、广西宜州，8月12日，一支由浙江大学学生组成的社会实践团队，终抵贵州遵义和湄潭。

　　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带领浙大师生艰苦辗转的路线。这条历时两年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的路线，就是至今仍被浙大人津津乐道的“西迁”之路。

　　“学习西迁的历史，是我们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浙江大学毕业生张学天说。在他看来，只有到过抗日战争中浙大走过的地方，才能亲身体会到他们和那一方水土至今仍存的连结，感受到历史的印痕，体悟到使命和责任。

　　1937年8月，杭州告急。为了坚持学业，并为国家保留一批知识分子，竺可桢毅然率领全体师生踏上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辛征程。

　　国际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其中的一员。怀揣科学救国信念的他，几个月前拒绝了美国摩尔根实验室的挽留，返回祖国，才刚到浙江大学生物系任教。

　　知识无国界，但知识分子有自己的国家。在谈家桢归国前后，志在报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正陆续回到祖国怀抱。国内高校，也一时成为他们的聚集之地。

　　早年曾留学日本的数学家陈建功，于1929年谢绝了日本的工作，回国加入浙江大学。其好友苏步青，也在1931年接受了他的邀请，从日本回国与其共事。同年，化学家杨石先离开耶鲁大学回南开大学任教。1934年，物理学家王淦昌，也结束了在德国的学习后回国，并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

　　但随着战火燃起，许多院校蒙受损失，被迫停办。为挽救国家的教育、科学和文化，大学被有计划地迁往深居腹地的西南、西北。数据显示，当时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

　　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又迁至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与此同时，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等高校，于1937年9月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山东大学、私立齐鲁大学等山东高校，于1938年迁抵四川。浙江大学则经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江西泰和、广西宜州，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和永兴继续办学。

　　史无前例的高校大迁徙，行进得异常艰难。据原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学生唐觉回忆，师生途中乘坐的铁皮火车，由于曾遭日军轰炸，夜晚的凉风肆虐而入。“冷得不得了，吃也没的吃，水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都硬撑着。”他说。而支撑他们走完迁徙之路的则是不做亡国奴、与大众共赴国难的信念。

　　舒适的生活不可得

　　并不是所有不愿做亡国奴的知识分子，都心甘情愿地离开熟悉的校园，告别舒适的生活。

　　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吴宓在1937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记录这个多事之秋下的复杂心境：“阅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则华北沦亡，身为奴隶，或则战争破坏，玉石俱焚。要之，求如前此安乐静适丰舒高贵之生活，必不可得。”

　　彼时对战事颇感悲观的吴宓，甚至冒出了求死的念头，“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无论若何结果，终留无穷之悔恨。”1937年7月18日，日军飞机轰炸西苑，枪炮声隐约传到清华园。留在学校的师生和家属，多避于科学馆、图书馆楼下。而吴宓则“和衣蒙被”，仰卧屋内，“愿毙命于此室”，吴宓在日记中写道。

　　1937年8月2日，吴宓从《世界日报》上得知，清华将迁往长沙，而他不愿前往，于是致函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及陆志韦、梅贻宝等，希望能为他谋一英文讲师之职。

　　他坦言自己“留恋此美丽光明之清华、燕京环境”，因此一直“不以清华教授之纷纷离平为然”。与千里奔波相比，他更想留在北京隐忍潜伏、保全性命，即使“清华实行开学，亦拟不往。”

　　然而，即便异常留恋，可当时的形势，还是让他无可奈何地把选择的天平向“南下”倾斜。

　　毫无疑问，转变的过程对吴宓而言，是迂回而又痛苦的。所以直到1937年10月6日，朋友、同事促其南下长沙临时大学时，他才最终发觉，面对国难危机和处于危难之中的民众，自己实在没有理由留下以期得到安稳的生活。

　　长沙临时大学开学的前6天，1937年10月26日夜，吴宓作出最后决定：南下。

　　吴宓的这番翻腾，反映了战争爆发初期部分人的内心世界，但是，不管他们当初产生过什么样的想法，不管他们曾经抱过什么样的念头，最终还是摆脱了种种羁绊，汇入到抗日战争的时代洪流。

　　科学进步涌现的年代

　　学者们要默默承受战争带来的一切。

　　梁实秋在战时写下了著名的《雅舍小品》，所谓“雅舍”不过是乡下的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老舍穿上了斯文扫地的衣服，灰不灰，蓝不蓝，老在身上裹着，像个清道夫。香烟的牌子一降再降，最后抽的是四川土产的卷烟，美其名为雪茄。文学界的朋友聚在一起时，能到小饭馆里吃一碗“担担面”就觉得很美满了。

　　在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则相信：坚守岗位、潜心学术是学者应对国难的最好方式。闻一多沉湎于学术难得下楼一次，为此得“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一心埋头国学的陈寅恪在贫病交加中还认为“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在四川古镇李庄，梁思成在乡下的两间小屋里，开始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的编写工作，并于1944年完成；刘文典在常面对无米下锅、“难以为炊”的窘况之中，完成了《庄子补正》一书，奠定了其在庄子研究领域的地位；在贵州遵义，王淦昌一边放羊一边想出了用K电子俘获办法寻找中微子的办法，成为世界物理学的重大成就之一。

　　不管是对文物古籍的珍藏，还是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知识分子都把学术研究当成救国工具，成就蔚为大观。有资料显示，1938年到1944年，国民政府经济部共获准专利423项，是从民国初年到战前专利总数的182%。时任驻华参赞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30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杨凤城说，正是抱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情怀，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将民族的灾难化为了砥砺自身、奋发图强的硎石，为中国教育科学事业的维系和进步，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其他阶级、阶层无法替代的独特贡献。

　　个人追求让位民族利益

　　不过，在那段极其敏感的岁月，埋头学术已经与周围高涨的抗日情绪格格不入。科学家们尚可以做一些经世致用的研究，而文人们，即便不失民族气节，若未实际参加抗战，就可能被扣帽子。

　　一生淡泊名利的梁实秋在主编《中央日报》副刊时，因一句“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惹火了“左翼”文人，只好避居“雅舍”。

　　抗战爆发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937年7月10日发表《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号召“全国的同胞们一致起来！为民族的生存而战！”

　　“中国知识界的统一战线，是整个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凤城说。这条统一战线，云集了当时著名的学者、作家、教授、律师、出版家和新闻记者等多个群体。以宣言、电影、歌曲和新闻报道等方式，宣传抗日救国理念，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暴行，以提振国人抗击侵略的热情和信心。

　　从山东赶到武汉的老舍，加入了于1938年3月27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总务部主任一职。除了要为文协的各种活动四处筹备经费，老舍的文学创作也在炮火中迅速转变。

　　抗战前，老舍是一个纯文学作家，他认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是要能够写出像但丁《神曲》那样的，直抵人们‘灵的生活’的文学——‘灵的文学’”。他坚决反对把文学作为宣传工具，一再强调：“不管所宣传的主义是什么和好不好，多少是叫文艺受损失的。”

　　但随着强寇迫近、家国濒危，全部良知都在命令他放弃一切个人情绪，以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为重，甚至不惜牺牲艺术品格。“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南下武汉之后，老舍停止了已经写有十万余字的两部长篇小说，开始集中笔墨致力于通俗文艺作品的写作。

　　“写什么都好，怎样写都行，只要它有益于抗战。”老舍曾在文章中写道。他不顾得失毁誉，“于小说杂文之外，我还联系了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我写了旧形式新内容的戏剧，写了大鼓书，写了河南坠子，甚至于写了数来宝。”

　　文人们已经无法再专注于自己的领域，而必须为全民族鼓与呼。书生气十足的胡适对抗战有过理性的思考。归国后，曾下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他却出任了驻美大使，“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在沦陷区里潜伏

　　无法苛求每个人都在战争中保持冷静，身处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可以用研究，用笔墨明示自己的风骨，而还有一部分留守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他们就要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和潜在危险。

　　1936年辞去北大教职迁居上海的马叙伦，在上海沦陷后留起胡须，改名换姓，决心不事敌伪。有汉奸曾劝诱他就任伪北京大学校长，被他言辞拒绝。而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则因拒绝就任伪维新政府教育部长，在1938年4月遭敌伪暗杀。

　　“如果说中国的工人、农民、士兵是在以自己的汗水和鲜血支撑着民族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的话，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主要为民族战争提供着精神支柱、精神食粮。”杨凤城说。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伴随着对文化的破坏和灭绝，中国大批珍贵文物和文化典籍遭到肆意掠夺和焚毁，沦陷区还被迫实行愚民政策、奴化教育。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抗战胜利后整理编撰的《被日劫掠文物目录》及《文物损失数量估价表》统计：“我国战时被劫之公私文物，查明有据者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3607074件，另1870箱；又被劫古迹741处。以上估价共值国币(战前币值)9885646元。”

　　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保护文化便是他们抗争时的主战场和抗战前线。在暨南大学任教的郑振铎没有离开上海，当他知道日本人在收购旧书，特别是地方志等文献时，这位精通版本学的学者更迫切地要留在沦陷区抢救本民族的文化。其惊心动魄的程度，并不亚于军事战场上的刀光剑影。

　　对于郑振铎的留沪，当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报以理解，甚至有人因此怀疑他对抗战的态度。叶圣陶曾回忆说：“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郑振铎才告别暨南大学，在《最后一课》中他写道：“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晴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的刺刀，‘引满待发’。”

　　1958年8月，郑振铎在《光明日报》上表露心迹，“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地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