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抗战老兵尹士悦：轰炸日军机场 亲历东京审判

　　他曾与飞虎队并肩作战轰炸中缅边境的日本机场、他曾飞赴东京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公审战犯……他不凡的经历，成就了中国抗战史上的一段传奇。他叫尹士悦，今年100岁，曾是一名抗日战机领航员。

　　一个世纪前，尹士悦出生在辽宁省鞍山市。22岁那年，他考取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几年间，风华正茂的他足迹遍布南京、南昌、柳州、昆明等地，接受了系统的陆军和空军训练。完成学业后，正值抗战前方战斗人员吃紧，尹士悦拒绝了航校教官的工作，主动请缨，奔赴抗战前线，成为了空军第2大队第9中队的轰炸员。

　　在陕西西安西北工业大学校园一栋简陋的单元房里，谈起往事，他思维敏捷、神采飞扬、记忆力惊人，人名、地名和具体的时间都能够脱口而出。“我这百岁老人，虽然耳朵有点背，但脑子还很清晰，我每天看报，关心国内外大事，我心里清楚着呢！”

　　轰炸日军机场 难忘第一次真枪实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援华物资通过新疆、甘肃、陕西等西北陆路运到中国，英美物资通过香港、越南和1938年开通的滇缅公路运到中国。抗日战争最紧张的时候，日本在中缅边境附近修建机场，驻扎大量兵力，妄图掐断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

　　1942年5月2日清晨，尹士悦和战友们接到命令，去缅甸腊戌轰炸日军修建的机场和军火库，保卫滇缅公路。“那时我刚去，人手不够，把我也派去了，副队长给我一把手枪，里面十发子弹，我把手枪别在腰上，想着可以去打日本鬼子，一点畏惧没有，还特高兴。”

　　当天，灶上给参战人员准备了蒸饺，大家还没饱蒸饺就吃光了，炊事员说再给做一些，被大家制止了。尹士悦说，昆明到缅甸来回要飞行6个多小时，昆明机场没有夜航设备，必须得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回来，不然就会很危险，最后大家都说别做了，太耽误时间了。“就这样，我们就饿着肚子上了飞机，但大家都没有怨言。”

　　当时执行任务的是9架CBⅢ型轰炸机。三人一架飞机，尹士悦是领航员兼轰炸员，还有一名通信员和一名飞行员。飞机从昆明出发到了宝山，美国飞虎队8架P－40型战机在宝山和他们会合后一起飞往腊戌。

　　在美国飞虎队的掩护下，9架飞机密集准确地把炸弹投在日本飞机场跑道上和火药库上。一时间地面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日本鬼子用高射炮打我们，飞机上来要跟我们作战，我们这些年轻的空军战斗员想到日本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心中充满复仇，都不怕牺牲，豁出去跟鬼子拼啦！”

　　就这样，没有损失一架飞机，尹士悦和战友胜利完成任务回到昆明。“这是我第一次和日本鬼子的真枪实战。”

　　护送中国代表团 亲历东京审判

　　1943年8月中旬，尹士悦被选为第二批赴美进修深造的学员起程赴美学习领航。历时20个月学习后，他于1945年9月下旬回国。当时，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6年5月16日，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33中队队长钱祖伦通知他，5月20日有一项重要任务要执行，让他做好准备。

　　4天后，他才知道，他执行的任务是护送中国军事代表团到东京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公审。当天，由钱祖伦担任正驾驶员，尹士悦担任领航员的5人机组在上海大场机场起飞。机上有中国代表团团长、国民党陆军中将朱世明及其随行人员十余人。

　　5月22日，机组5人随着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人员一起，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参加听审。法庭设在日本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东条英机发号施令的地方。

　　“法庭像个小戏院，法官坐一边，战犯在另一边遥遥相对，中间是翻译人员和做记录的，听审人员在两侧，都配有耳机可以选择不同语种的同声传译。法官有中国的梅汝璈，他坐在中间，还有美国，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法官坐成一排。”每个细节尹士悦都记得特别清楚。

　　28名战犯由美军宪兵押进法庭，依次入座。土肥原贤二、南次郎、东条英机等人在最前排，松井石根、重光葵、广田弘毅等人坐在后排。“崇光葵腿脚不行，拄个拐进来的”。

　　“坐在前排中间的东条英机，戴着一副眼镜，留着一撮小胡须，头戴耳机听审，还不时做笔记。南次郎留着长胡须，闭目养神，故作镇静。”尹士悦说，“我都顾不得听耳机里的同声翻译，就看那些战犯。我心里想，当年逞凶作恶、不可一世，现在也落得如此下场。”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解放战争爆发。1949年尹士悦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后一直在军政干校担任空军培训教员，教学期间编写的《天文领航学》被评为优秀教材。1954年军政干校撤销，尹士悦转业到地方工作，最终留在西北航空学院(现西北工业大学)任教，那年他41岁。此后，在西北工业大学任讲师、副教授，直到1984年离休。(记者 梁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