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均衡博弈才有医患和解

　　9月11日，《成都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办法》公之于众，将于10月15日起施行。《办法》要求建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与理赔工作机制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相关报道详见今日本报02版)

　　应对医疗纠纷，成都再出新规。在新通过的《成都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办法》中，“医疗责任保险”、“第三方调解(医调委)”等提法，给公众以无尽想象。

　　任何医疗纠纷的演进，都可大致分解成几部分，即责任认定、组织赔偿以及成本分摊。就此而言，推广医疗责任保险，显然着力于后两个过程。在现代社会，购买保险已成消化损失、分散风险的惯用方式，鼓励医院高危科室率先“参保”亦有此考量。而除此以外，此举的更深远意义还在于，再次重申了医院与医师之间，彼此捆绑又各有担当的责任分配结构。

　　购买医疗责任险，让保险公司主导理赔。由此，琐碎零散的赔偿事宜，将被转移到成熟的市场化金融通道之内，势必能极大缩短时间、提升效率。当然，无论由谁出面赔付，都必然要以“责任认定达成共识”为前提——设立医调委，提供第三方调解，就旨在化解此间难题。事实上，医调委在多地试水已久，或弹或赞之声皆有。一般认为，该模式能在很大程度上，将“医闹”从撒泼斗狠的第一现场拉回到中立、可信的对话平台内。

　　医调委的存在，为纠纷双方提供了额外选择，为法院审理增加了又一前置环节。其专业背景与超脱的立场，从根本上决定了院方和患者家属，都很乐意“姑且一试”。但其最终调解效果如何，或许还有待观察。由其他城市的实践经验可知，医调委在履职过程中，往往极易陷入两个层面的困境：一者，受制于各方的复杂诉求，其往往“和稀泥”多于专业坚持；再者，由于不掌握“医疗事故鉴定权”，其只有被迫“接受结论”，从而陷入思考被动。

　　“医学会”抑或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它们天然的“亲医”背景，注定了其所出具的结论，很难被患者家属轻易认可。恰是基于此，上游鉴定环节的不够中立，消解了下游医调委的中立成色。在这种语境内，医调委的积极价值，想必难以充分释放。所以显而易见，医调委也许并非定纷止争的终极答案，但其所奉行的变革逻辑，确乎是整个社会所急需的——须知，唯有促成医患双方的博弈均衡，才能最大限度地将纠纷拉回到理智轨道。(蒋璟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