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携款离去”折射慈善监督盲点

　　穿裙子戴假发男扮女装，在成都街头摆摊卖卫生巾，为患白血病的2岁半女儿筹集医药费，王海林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他称，10月10日一天，全国各地的好心人向他的银行卡里汇了41万元。然而，当女儿还在医院治疗的时候，王海林却突然带着巨额善款去了济南。他和他的家人，出于某种顾虑和安全考虑，也不愿向媒体和好心人透露后续收到的捐款数额。(10月12日《成都商报》)

　　男扮女装卖卫生巾救女，经媒体报道后，迅速引起社会的关注，短短一天便收到爱心捐赠41万元，而且不包括一些企业、公益机构承诺的救助，足以证明网络时代汇集社会爱心的强大力量和极高的效率。毫无疑问，网络与直捐的结合，对于释放社会温暖，帮助那些急需帮助的社会成员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同时也会给社会公益慈善带来更大的挑战。

　　“卖卫生巾救女”从引起关注至今不过三天，但就是这短短的三天时间，却让网友迅速经历了感动、捐赠到质疑的重重冲击。尤其是，当女儿还在医院治疗的时候，王海林却突然带着巨额的善款去了济南，不免让人隐隐担心。其实，事实或许远不是想象那么严重。报道显示，王海林与妻子曾在济南一家加油站打工，孩子白血病就诊及骨髓配型申请也都在济南，王海林去济南给工作善后，为孩子转诊办理手续、拿资料，也都是合情合理的。

　　只是，这过程中王海林因为某种原因一度“失联”，消失在公众的视线之中，如果因为这点便度人以恶，显然有违必要的理性。不否认，王海林作为受赠者基于道义，有必要保持自身行为的透明度，以满足接受社会监督的公益伦理。然而，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给公众一个交待，无疑也会使得公益变成一种施舍，使得受赠者戴上道德的枷锁，有违慈善公益的本意。

　　王海林携善款一夜消失，在信息传递快于真相的传媒语境下，放大了慈善捐赠资金安全的隐忧，折射出社会对公益慈善受助透明与监督的焦虑。相对于捐赠的“一锤子买卖”，受赠者如何使用善款却是一个相对长的周期，保证善款用得其所，才是受赠者对公益爱心最好的回馈。然而，谁来监督以及依据何种法规来监督和促进善款透明，却始终都是一个关键问题。

　　依照现行的法律规定，王海林公布银行账号，好心人给他捐款，他们之间就建立了一种无偿赠与关系，受捐者是合法获取资金成为自己的财产，法律上他并没有义务要向他人透露数额和如何支配这些财产，除非好心人提前表明要求受捐者必须公布使用方式才进行捐赠。受赠者有顾虑和安全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也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在媒体充当唯一监督者的语境下，应对法律无约束与道义有要求的选择中，则很容易成为“调和”矛盾的借口，从而加剧社会质疑。无疑，这对社会公益慈善是极为不利的。

　　“携款离去”个案表现出来的是网络时代直捐的共性问题，类似的问题屡见不鲜，如上半年发生的“跨省抢孤”事件，都折射出慈善立法的滞后。对于直接受助的赠与，理应与自身财产有所区别，受助者应当将自身部分权利让渡给社会公益，满足公益透明的伦理诉求，并对使用作出适度合理的约束。对此，应当加快慈善立法，以确切的规则固定下来，并纳入到常态的监督渠道中来，而不是总靠道义来兜底和媒体关注来推进。■木须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