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的信息辨别力从何而来

　　在网络传播的“快时代”，我们每天都会遭遇海量资讯，很多人往往来不及甄别就快速反应，贴标签、下结论。当事情最终呈现不同结果时，却一哄而散，很少有人反思：为什么我们频频被虚假信息侵袭？如何让理性思考而不是情绪带着我们走？

　　辨别信息真伪考验人们理性

　　包丽敏在《中国青年报》刊文说，时下有一类电视节目挺招人喜爱，就是邀请专家讲解怎样鉴别各种伪劣产品。比如，就在我写这篇评论时，一位专家就在北京电视台某频道上，在一堆瓶瓶罐罐旁边，告诉观众怎么鉴别好酱油和劣质酱油。

　　有一种东西，不像这些日用产品一样看得见摸得着，却也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无法割离，那就是从不同的媒介、渠道涌进我们生活的各种信息。在媒介愈发多样、日渐发达的当下，信息就像货架上的商品一样琳琅满目，却也时常混入各种劣质货甚至假冒货。伪劣酱油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或许还有害健康，虚假信息则影响我们的判断，往往有害一个社会的公共生活质量。看看我们的舆论空间，在那些优质信息中间混入的各种伪劣信息无时不在考验我们的理性：似是而非的论断、经不起逻辑推敲的观点、不露声色的植入、巧妙的公关、夸张的言语、恶意的攻击、刻意的误导、煽情的表达、狡猾的诡辩、指鹿为马式的混淆、未经查实的传言……当然，还有或者赤裸裸、或者遮遮掩掩的谎言。

　　有些信息发布的背后隐藏着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的利益团体正当或不正当的目的和诉求，有时甚至是操纵之手。在一个利益多元、人人都应拥有正当言说权利的社会，如何甄别、判断、接收、利用媒介传播的信息，是现代公民不可缺少的素养；而在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越来越多的人从受者变为传播者的新媒体时代，这种理性的甄别判断能力变得尤为重要。

　　信息公开可提高公众辨别能力

　　陶春在《北京日报》刊文说，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公开是建设服务型政府、阳光型政府的重要举措，也是适应信息化社会的明智之举。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要求社会更加开放和多元，信息在全球依靠网络快速流动，政府变得更加公开和透明。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政府话语权在社会实际运行中影响很大，但在网络社会中影响就未必会大。因为网络社会中的话语权不按政府级别定高低，只有掌握真相的话语权，才可以占领制高点，主导网络社会。所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化建设，必须使领导干部从观念上认识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深刻变革，接纳信息化，确立信息公开的理念。推行信息公开制度，必须改变权力运行的方式，使权力运行受到人民的监督，使政府的职权、程序、办事结果、办事过程、时限、监督方式等均为人民所周知，这样可以避免出现暗箱操作等现象，可以提高权力决策和运行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一百年前，广泛的公众参与是极其困难的和高成本的。一百年后的今天，在信息化条件下，公众参与变得既便捷又容易。政府信息公开使得公众获得知情权，为公民提供足够的信息量，反而能够安定民心，排斥虚假信息对公民判断的不利影响，提高公众对信息的辨别能力。

　　竞争性舆论具有纠错功能

　　去年底，北京街头一名老外驾车撞人，然而事情的起初竟是被冠以“老外街头扶摔倒大妈遭讹1800元”的噱头，并迅速蹿升到舆论的热度榜。类似闹剧在中国大陆重复上演，暴露了在社会剧烈转型、社会矛盾激烈碰撞的当下，人心根深蒂固的一种偏执：与其说他们相信真相，莫如说他们更相信自己的判断，或者说一种价值判断。当自媒体借助于某些噱头成为“煽情主义”的策源地时，人们内心深藏的集体无意识的粗暴和盲动，就可能怂恿那些具有同质心理意识的人群陷入被“煽情主义”绑架的情绪中。但这一事件真相还原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样本价值值得我们乐观。

　　刘远举在《环球时报》刊文说，不难想见，如果没有微博这类公开而迅速的媒体平台，这则新闻在有意识的引导下，在放大部分事实的操作下，很容易顺着逆向种族主义的思维去发挥、扩散，也容易被用于引导、集聚起国内的民族主义。在整个事件之初，从各种网络上对“摔倒大妈”错误的“声讨”声音中，我们已经能看出这种新闻舆论的发展态势。不过，幸运的是，在一个公开的、竞争性的社会舆论中，当事实迅速全方位呈现的时候，即便争论仍然存在，社会情绪却完全无法偏执而情绪化地发酵下去，更不受原有信息量的束缚而不断自我扩容。可以说，微博的好处就是，永远有更多的细节补充，而细节的不断补充会影响舆论风向的转变，尤其是催生理性思考的出现。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开放而迅速的新闻平台，多家媒体通过竞争与合作，共同、迅速地完成了一个纠错过程。

　　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即便是媒体在逐步的抽丝剥茧中产生各种各样的罗生门叙述，呈现出来在事实上的相互对立，也不能算坏事。它们的出现证明事件本身存在疑点，令舆论逐渐静下心来等待真相，而不是随意倾泻偏执情绪。结果，不管是“自己瞧不起自己”的逆向种族主义，还是“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引起的同仇敌忾的民族主义情绪，注定都没有生存的土壤。

　　随着部分市场化媒体的出现，随着自媒体的出现，媒体的深度与广度上的扩展，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媒体不可能做到完全正确，会在新闻事件报道上出现“罗生门”甚至大逆转。这些事件将使百姓对媒体不再偏听偏信，转而寻求全面可相互印证的报道，进而锻炼独立辨别、思考能力。从更大层面上看，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是一件好事。

　　媒体要成为纷乱信息的过滤器

　　祝华新在《中国青年报》刊文说，去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很多媒体的法人微博都发了这样一条消息：11万群众冒雨观摩升旗仪式，留下5吨垃圾。有人据此批评我们的游客甚至中国人的国民素质差。也有人提出不同观点，他们算了一下(可惜算错了)，用11万人÷5吨垃圾，得出每个人带了44斤垃圾，据此质疑：11万人看升国旗，难道每个人扛了一袋约50斤的大米去的吗？两类观点都广为转发，却很少有人看完全部新闻，并做认真换算。可见，面对网络流行议题，记者一定不能人云亦云，要多一些冷静的思考。

　　比如要求开放异地高考，允许非户籍人口参加本地小升初和中考，在道义上绝对是正确的。反对异地高考，在道义上是错误的。但是还要考虑客观可行性。在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已经占到三分之一以上。如果现在立即开放异地高考和非户籍人口参加小升初和中考，两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即使翻一番，也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所以，改革既要有紧迫感，又要有“过程意识”。

　　互联网让信息源多样化，也杂音化。在价值判断上，记者要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而不要做道德判官。大众麦克风时代，记者的立身之本，是客观+均衡(观点均衡)。不要与网友比直抒胸臆、快意恩仇(容易变成好勇斗狠)；不要与网络“意见领袖”比指点江山(容易变成信口开河)。

　　多元的舆论场上，传统媒体仍然扮演专业队的角色。与人人皆可发微博、140字流弹满天飞的局面相比，传统媒体更适合深入挖掘事件真相，作出精准判断。

　　记者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跟着感觉走，这容易导致放大网上对社会的负面认知，激化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今天，一些网民很像韩国电视剧里面的“疯狂女友”，把政府当成了这样的男朋友：一，你怎么都不管我；二，谁要你管我；三，你给我个解释；四，我不要解释，我不听我不听，你说的都是骗人的；五，看看人家的男朋友。希望老百姓理解政府治国理政的难处，更希望政府体谅民生的艰难和老百姓个人维权的不易，多一些人情味和担当。

　　不要把大V帖文等同于网络民意。在一些知识界热门议题之外，还有一个草根民意的辽阔底盘，广大普通网友更关心的还是教育、就业、养老、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也不要把网络民意等同于全体国民的意志。在互联网上经常就公共事务发言的，只是十分之一的国民，农村的“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压根儿上不了网，高收入阶层，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很少在网上发言。

　　在互联网信息真伪难辨、网民情绪经常剑走偏锋的情况下，新闻媒体不能成为网络帖文的印刷版。我们要对网络信息去伪存真，为网民情绪扶正抑偏。在传统媒体时代，我们发稿比较谨慎，有严格的审稿流程和职业自律；现在有时候媒体的法人微博发声非常不谨慎，只要抓住一个吸引眼球的事立即去转发。这会付出媒体公信力的代价。媒体不能根据网络热点，用鼠标写新闻，必须经过实地采访，至少也得给各当事方打个电话了解情况，这样才能保证信息来源的可靠。

　　媒体是新闻事件到达公众舆论的关键节点，可以成为网络纷乱信息的过滤器，网民浮躁心态的压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