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怕公开拒升职”再证财产公开的作用

　　涉17人的广州国土房管局原局长李俊夫案有新进展：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土地整理部原副部长、现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征收处副处长黄华辉(副处级)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涉案金额高达8900多万元。有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认为，黄华辉之前在土地开发中心做副部长，去年夏天正要被提拔为副处长，但他不愿意，并提出辞职。黄辞职的原因正是惧怕因升职需公开财产，败露此前的贪腐。(1月6日《南方都市报》)

　　一个官员倒下，就像推倒一张多米诺骨牌，此种反腐的规律在广州市土地系统再次得到了应验。但单就黄华辉的涉嫌受贿犯罪事实而言，更值得关注的显然是另外两处细节。一是“小官巨贪”，不过仅仅是名副处级官员，竟然涉案金额高达8900多万元，城市土地征收和管理岗位的腐败空间之大，让人瞠目结舌；二是“怕财产公开拒升职”。原来官员升迁中要求财产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的要求，竟然会让一位官员选择辞职。

　　差不多从2011年开始，广东省就要求副处级以上的官员申报登记名下和直系亲属房产，到2014年，副科级以上官员也被纳入到登记的范围。而要求新任和拟提拔官员在一定范围内对个人财产进行公开，在广东更是成为了某种“常规性的动作”。应当承认，此种要求拟提拔官员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个人财产的规定，还有着诸多的不完善之处。譬如，现实中它常常只有官员个人的申报，而无严格的与之相配套的核实机制。譬如，就算是能够被抽查核实，但对于虚假申报的官员又当如何处理，并无明确的规定。但就是此种相对粗线条的规定，也能让一名贪腐官员望而却步。它反证出的，无疑是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潜在威慑作用。

　　一个曾经被反复讨论过的话题是：所谓财产公开，对于官员个体来说，到底是一种现实的束缚，还是实际上的保护？发生在黄华辉身上的故事，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答案正是后者。很简单的推理是：当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的规定，越来越多地存在于官员的日常升迁和考核中，纵然暂时无法立刻揪出那些贪腐官员，但极有可能让他们无法顺利地通过相应考核。当所谓的“逆淘汰”不能够实现，清廉官员必将获得更多的升迁机会和可能，而这，恰是财产公开对他们的制度性保护。

　　“官员怕财产公开拒升职”，仅仅是一则匪夷所思的后续报道吗？它本身的荒唐和不可思议的成分，说明的更是财产公开的现实价值和推行的紧迫性。所以，对于“官员怕财产公开拒升职”，在拍案惊奇之外，还应该做出的思索是：为什么这样一起小官巨贪的案件，竟然长时间地没有被发现，到底是什么蒙上了监督者的眼睛？而对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又该怎样让其出现在系列的官员升迁和考核环节中，令问题官员寸步难行？启示其实就在那里，只待去行动和兑现。　　□王聃(湖南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