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例父母被撤孩子监护资格案详情披露

　　全国首例民政部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宣判——

　　父母监护权被撤销，孩子谁来管？

　　2月4日，江苏徐州铜山区人民法院，我国首例民政机关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开庭审理。法院一审判决，撤销父母监护权，由民政部门担任小玲(化名)的监护人。这标志着沉睡了近30年的“僵尸法律条款”终于“苏醒”。

　　《意见》出台唤醒“僵尸条款”

　　1岁时，小玲被入赘河南的父亲邵某带回徐州，由爷爷奶奶抚养。从那时起，她就再也没得到过来自母亲的关爱。

　　爷爷奶奶去世后，小玲和父亲共同生活。邵某对她动辄打骂，后来竟发展为性侵、猥亵。10岁的小玲失去了原本天真的笑容。

　　说起对小玲的印象，团铜山区委书记周琳想到的第一个词是“老成”。这个背负着身体和心灵双重伤害长大的孩子，过早地见识了现实的丑陋。

　　2014年10月，小玲的父亲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流离失所的小玲遇到了“张妈妈”，走进了新的家庭。

　　邵某入狱后，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小玲的监护权归谁”成了一个问题。

　　其实，“监护权撤销”并不是一个新概念。1987年实施的《民法通则》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2006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有类似规定。

　　然而，近30年来，撤销监护权的判例几乎没有，这一条款也被称为“僵尸条款”。

　　“第一是当时的法律条文过于模糊，第二是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孩子谁来养，这两个关键问题没有明确，也就无法落地。”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说。

　　未成年人权益维护专家、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庭长王韧认为，这一条款之所以“沉睡”，主要在于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监护人的监护权撤销之后，孩子如何生存是个大问题，吃饭、穿衣、上学、户籍等问题都需要解决。”

　　今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监护人有性侵害、遗弃、虐待未成年人等七种情形之一，民政部门等可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人民法院审查属实，可以判决撤销，并指定其他监护人。

　　佟丽华认为，《意见》将开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新的起点，“它标志着沉睡了近30年的法律条款终于被激活，那种面对孩子在家庭遭受严重伤害而无可奈何的局面终将结束”。

　　1月7日，铜山区民政局提起撤销监护权诉讼，2月4日，徐州市铜山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撤销小玲父母监护权，由民政局担任小玲的监护人。

　　“这就相当于我们民政局所有人多了个女儿。”采访中，铜山区民政局主任科员李福达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判决一旦生效，民政局就正式多了一个“大家长”的身份。

　　回归家庭是孩子健康快乐生活的根本

　　连日来，撤销监护权一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也让小玲的情绪有了一些波动。江苏师范大学心理学专家胡平正看在眼里，有些着急。在他看来，对小玲最好的保护，是把她不愿回忆的历史封存起来，不被打扰，“不要去问，让她能平静生活。”

　　撤销监护人资格，只是帮助小玲重新步入正常生活的第一步，撤销后的“生存”更重要。

　　监护孩子到底谁来做最合适，成为团徐州市委副书记夏友峰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妇联有妇女儿童维权职能，团组织有未成年人保护职能。在遇到类似的事情时，应该更加明晰各自的主要职责。”夏友峰说，“从发现问题到处理问题的机制、流程，需要顶层制度设计，让大家操作起来更有效率。”

　　团徐州市委权益部部长谭超英已经记不清自己为这件事开了多少次“协调会”。经过多次讨论，决定由民政部门承担“家长”的角色，其他部门积极配合，共同承担起小玲的监护和抚养工作。

　　因为小玲已经和“张妈妈”一家建立了依赖和信任关系，民政局遵从孩子的意愿，让她继续留在“张妈妈”家。但是，“张妈妈”不符合收养人资格，民政局采取“寄养”的方式，为小玲的生活提供保障。“每个月，孩子能领到510元生活费。目前江苏省困境儿童救助政策已经出台，到时候一个月能领到700元左右。”李福达说。

　　刚到“张妈妈”家时，小玲睡觉时经常惊醒。经过一段时间，这样的情况慢慢减少，但孩子的心理问题仍然亟待解决。“我们已经联系了专业的心理老师，下一步会为孩子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周琳说，“孩子心理上的创伤不是短时间能平复的，我们会帮助她慢慢回到正常轨道，并接受教育。”

　　因为小玲的户口还在河南，她一直无法在徐州上学。目前，民政部门正在为她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将她的户口落在徐州市福利院。过完年，小玲就可以上学了。

　　小玲在“张妈妈”家将“试住”一年。“我们会定期到家里去走访，如果孩子生活得确实很好，民政部门会和张女士签订寄养协议，到时候再决定监护权是否可以转移给她。”李福达介绍说。

　　佟丽华表示，从各国经验来看，“孩子在机构中生活不如在家庭中生活，现在很多福利院也在探索开展‘类家庭’抚养教育模式，但我们还是鼓励孩子回归家庭”。

　　按照心理学的理论，胡平正也认为让小玲进入家庭是正确的选择。“对于这个孩子来说，稳定很重要。一是要有长期稳定的监护人，二是要有稳定的居住场所。这样，她才会有安全感。”他说，“恐惧来自不安全感，先给她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同时介入心理辅导，慢慢去消弭她曾经受到的伤害。”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认为，在决定撤销监护权期间，应有专业社工介入，对即将接纳孩子的家庭进行评估、支持和监督，避免孩子进入新家庭后遭到二次伤害。“通过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回头去反思。看到底怎么做对孩子才是最好的。”她说。

　　建立长效干预机制比撤销监护权更重要

　　为保证未成年人在监护权转移后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很多国家制定了相关法律和制度保障体系。比如，美国通过了《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案》以及《儿童保护法案》，设有公权力监护机关，还有众多的民间监护组织。

　　1990年8月29日，中国成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05个签约国。公约中的规定针对的都是缔约国政府。“但是在中国，大家总觉得孩子就是家庭的，打骂伤害都是家庭私事。”佟丽华说，“孩子不仅是家庭的，也是国家的。当孩子的权利受到来自家庭的严重伤害时，政府就必须站出来对其进行保护。”

　　虽然对《意见》的出台感到欣慰，但佟丽华仍然强调，撤销监护权必须是“最后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佟丽华认为，新政策虽然规定了学校、医院、村(居)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侵害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但这只是一个倡导性条款，发布政策的四个部门很难在政策中规定不举报的法律后果。因此，应该大力开展摸底排查工作，尽早发现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及时反馈到政府相关部门。

　　这项工作不是某一个部门能够单独完成的。徐州市铜山区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胡徐梅建议，公安、教育、共青团等联合起来，深入最基层，对0～6岁的儿童进行排查摸底，及时掌握各种特殊的家庭情况，并协调各部门分工介入，从源头入手，尽量减少危害未成年人权益事件的发生。

　　不久前，在徐州市两会期间，团徐州市委组织部分政协委员，提出了将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纳入立法计划的提案，徐州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也将牵头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教育局、民政局、市妇联、团市委等部门下发《关于建立健全预防和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联动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根据各自职责，为受害未成年人提供援助。

　　本报记者 黄丹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