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妈妈的两难选择：外出打工还是在家带孩子？

　　3月1日早晨8点半，3岁的小浩浩一觉醒来，发现妈妈不在身边后，哭得撕心裂肺，一直嚷嚷要找妈妈。奶奶安慰他说：“妈妈去赶集了，一会儿就回来。”

　　听到弟弟的哭声，8岁的涛涛也醒了。涛涛显得很失落，但没有哭，他知道奶奶说的话是在“哄”弟弟。

　　此时，在从江苏邳州开往常州的大巴上，妈妈杨玲几度哽咽。她在QQ空间发了一条状态：“每一次离开两个儿子，心都无比的痛，但是又有什么办法，不出去打工怎么赚钱？”

　　杨玲家住邳州农村，在生下二儿子浩浩后，她就和老公一起去了常州打工。他们，是全国2.7亿农民工的典型代表。据统计，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已占到总收入的近50%。

　　孩子不爱学习

　　妈妈决定回家

　　2月17日，知道妈妈今天要回家了，杨玲的大儿子涛涛不时从家门口的马路向北望，恨不得马上迎上去抱住妈妈。这一年中，接到妈妈电话时，他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而3岁的浩浩由于一年没见到妈妈了，当妈妈到家时，他一直不敢往妈妈身边靠。“每次回家，浩浩都不认识我，得过一天才能慢慢想起来。等他知道和我最亲时，一刻也不让我离开他。”

　　杨玲告诉记者，其实这一次回家，他已经打算在家陪儿子了。“老公今年没回家，我自己回来了，当时我就和老公说，以后就在家看孩子，不出去打工了。”

　　杨玲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去年11月份，涛涛的奶奶和她说，“涛涛不爱学习，我也不会教，数学题很多都做错了。”杨玲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不安，她就和老公商量能否把大儿子接到常州来上学。

　　于是，杨玲就到常州当地教育部门进行咨询。“像我们这种外来工的子女要在当地上公办学校，必须要有相对稳定工作的证明，还必须有符合户籍所在地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相关证明，但这两个证明，我们一个也拿不到啊。民办学校倒是可以上，但是太贵了。”

　　“我在一家民营食品加工厂工作，厂子就几十个人，根本不和我们签合同，也没有上社保，我老公在菜市场干活，更不可能有相对稳定工作的证明。况且我们属于超生，也没法开计划生育证明。”杨玲说。

　　回家后

　　陷入两难选择

　　在外打工的日子里，杨玲坦言，每天都想儿子。“一听涛涛和浩浩说想我，我就想哭。”

　　但回到家之后，残酷的现实又让杨玲陷入了是留在家里还是外出打工的两难选择。“我一到家，发现我们村子里盖了不少新楼房，还有四家已经把旧房子拆了，等着过年之后盖新房。”

　　“别人拆的旧房子都比我们家的房子还好，你说我们怎么没有压力？”杨玲说，“现在农村找对象基本上都要求男方有两层小楼，如果没有楼房，连相亲的机会都没有。”

　　据记者了解，在当地农村，盖两层楼房加装修的话，大概需要25万元左右。而杨玲有两个儿子，如果两个儿子都考不上大学的话，得盖两幢楼房，需要50万元。50万元对家境平平的杨玲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

　　此外，杨玲目前还在为浩浩户口的事情发愁。“浩浩属于超生，我们当时已经交了近万元钱给村里，可去镇里办户口，人家不认，又要我们交2.5万元社会抚养费才能办户口。”

　　“我和老公打工这一年，就剩下3万多元钱，如果给浩浩办了户口，就没什么钱了。但如果没有户口，浩浩就没法上学，今年必须得把这个事情办好。”杨玲说。

　　在强大的现实压力下，杨玲还是决定去常州打工。“我们家总共才4亩地，没多少收成。如果我在家的话，我老公赚的钱还不够日常开销和人情来往的。”

　　杨玲所说的“人情来往”是指亲朋好友家里有结婚的、生孩子的、升学的，都需要随礼，而且随礼一年比一年高。“前几年，亲戚家有生孩子的，只要送一篮子鸡蛋就可以，现在至少得200元。”杨玲说。

　　“为何不找个离家近、比较轻松的工作，边照顾孩子边工作呢？”当记者问到这一问题时，杨玲无奈地说：“这个我也想过，可是我们那的工资水平确实太低了，而且我老公自己在外面也很孤单，一直催我回去。”

　　留守儿童

　　“亲情饥渴”待解

　　因为父母都外出打工，涛涛和浩浩兄弟俩也成了留守儿童，而与他俩有同样命运的孩子还有很多。根据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2013年调查显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名，占全国儿童总数21.88%。也就是说，平均每5名儿童中就有1名农村留守儿童。

　　有专家指出，在成长过程中，留守儿童存在严重的“亲情饥渴”与心理封闭症结。缺少父母的关爱直接导致他们诸多心理问题，如感情脆弱、自暴自弃、焦虑自闭、缺乏自信、悲观消极等。

　　“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整体状况更差。在父亲外出、母亲外出、父母外出三种类型的留守儿童中，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占8.1%，这个群体总量不大，但各方面问题最突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说。

　　而要解决外出打工还是在家带孩子的两难问题，在孙宏艳看来，途径有二：一是加快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吸引外出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促成孩子与父母团聚；二是减少制度、经济和社会文化上的排斥，鼓励、支持和帮助有条件的外出农民工带着子女举家进城，使更多农村儿童能够生活在父母的身边。

　　让杨玲有些欣慰的是，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2月28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教育部将增强公办中小学接纳能力，简化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手续，并扩大城镇义务教育容量。下一步，随迁子女将全部纳入城镇义务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则对记者表示，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但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流动人口的去向，二是一些新政策的落实情况。

　　“64%的人集中在前50个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里，虽然我们正努力激发中小城市的发展潜力和吸引力，但恐怕未必能够满足两亿多人和今后不断增加的流动人口的需求。这还需要有更好的政策设计，否则，就会出现政策让往这边走，人们往那边流动的尴尬现实。另外，好的制度和政策设计一旦在落实的层面走向偏差，就成了限制老百姓的枷锁，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段成荣说。　(文中杨玲为化名)(记者 杨召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