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四风问题变种：异地大操大办宴席 请他人代办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作风建设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解决“四风”问题目前依然任务艰巨。

　　从记者对部分市县纪检监察干部的采访情况看，对于“四风”问题，目前大家的共识是：面上有所好转，但树倒根在，重压之下花样翻新——

　　有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大吃大喝不敢了，内部食堂却“火”了；有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操大办不敢了，婚丧嫁娶“化整为零”打起“游击”了；有的形式上“瘦身”，内容却未“健身”，官样文章一如既往。

　　披上“隐身衣”的“四风”，更需我们加倍警惕。

　　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 从“私车公养”到“任性租车”

　　近期，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纪委突击对全区300余部公务车辆2014年至今的加油对账单进行核查，发现不少疑似问题：有的公务车辆明明是汽油车，但加油对账单明细上显示加的是柴油；有的公务车辆当日连续加油，且一次加油量明显超出了该车油箱容量；甚至某单位疑似在加油时套出现金用于工作人员加班费、工资福利的发放……

　　台江区的发现并非孤例，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的问题屡禁不止，已成一大顽疾。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4月30日全国查处“四风”问题7595起，其中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2561起，占到了33.72%，在所有被查处的“四风”问题中“高居”第一。

　　从公车私用到私车公养，从“躲猫猫”到“定制”假车牌，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的“变种”花样百出——

　　私车公养：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徐志勇表示，目前来看，有的领导干部打起了私家车的主意，利用手中的签字报销权，将私车维修、油耗等费用，直接由本单位“消化”，各种花费不低于在编公车，形成“私车公养”模式。日照市东港区西湖镇纪委干部刘艳艳也指出，有些领导干部私车的运行费用以公车名义在单位报销，采用加油卡方式，一次大额充值发票报账，具体加油次数、车辆、行程等无法检查明细。

　　躲猫猫：云南省大理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张鸿建指出，有的公车虽不敢停在高档餐厅或风景名胜区，却让驾驶员把车停在附近隐蔽的地方，或者请接待单位另外租车，依然到高档餐厅或风景名胜区吃喝、游玩。

　　“任性”租车：福建省建宁县常委、县纪委书记吴江潮表示，在督查中发现部分干部在公车不能用的情况下，“任性”租车办私事，更有甚者假借私车公用为由报销油费。

　　借车：江苏省徐州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谢晓东指出，一些地方将本单位超出编制的车辆，落户到其他单位，再以“借用”的名义使用，或是直接从其他单位长期“借车”，隐匿违规用车事实。

　　“定制”假车牌：接受采访的纪检监察干部表示，检查中还发现过有的干部公务出车时用“正牌”，办私事用“假牌”，给公车披上私车的外衣，两牌互换逃避检查的现象。

　　违规公款吃喝：

　　从“土会所”到隐秘“家宴”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4月30日全国查处违规公款吃喝问题765起，占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10.07%。实践中，公款吃喝的“变种”，非常考验人们的想象力。

　　江西省井冈山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姚九华归纳了公款吃喝的四种“变种”：

　　一是地点选择更“隐蔽”。往往把聚餐场所选在机关食堂、企业食堂、农家乐、住宅小区等一些比较隐蔽的场所，大吃大喝由“地上”转为“地下”。

　　二是人员范围更“缩小”。参加宴请人员仅是个别领导和重要客人，叫上企业老板作陪，吃完老板一般“自觉”买单。

　　三是支付方式更“巧妙”。有些单位在固定饭店秘密挂账，风声紧的时候不结账，等候合适的时机以会议费、办公用品、车辆维修等名义进行集中处理。

　　四是消费方式更“遮目”。有的单位在内部食堂以“工作餐”名义举行公务接待，有的单位以个人名义结账，将公务宴请美其名曰“家宴”，有的在“矿泉水瓶里装茅台”、“‘红塔山’盒里藏‘熊猫’”，换包装掩人耳目。

　　接受采访的市县纪检监察干部普遍提到这四种“变种”，有的纪检监察干部揭露了一些更“隐秘”的吃喝花招——

　　土会所：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曾思明指出，有的人在农村承包山头，投资建房，购买高档家具、餐具等，雇人做饭，吃喝玩乐，俨然成了“土会所”。

　　隐秘“家宴”：广东省开平市纪委常委邱镇尧指出，一些干部为规避单位监管和公众监督，以朋友之间聚餐的名义，在某个熟人家里摆宴。从采购到烹饪都由家属包办，然后由开酒店的朋友或者其他经商的朋友开出发票，拿回单位虚构项目报销。由于整个过程在相对封闭的私人住宅内进行，发现和取证都比较难，打击效果不明显。

　　报销“窍门”：江西省于都县纪委干部肖星则揭露了公款吃喝报销的一些“窍门”：一是“拆分发票”，将大额公款吃喝消费采用拆分发票的方式降低消费金额。二是“秘密挂账”，在固定饭店秘密挂账，不一事一结，采取阶段性结账，导致检查人员无法检查明细、招待次数、金额。三是“调换科目报账”。对超支招待费采取开具办公用品等其他费用开支的方式予以报销。

　　大办婚丧喜庆事宜：

　　从化整为零到电子红包

　　今年以来，截至4月30日全国查处大办婚丧喜庆事宜1172起，占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15.43%。纪检监察干部对大办婚丧喜庆事宜的“变种”也极为关注——

　　造假账：山东省泰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赵明东表示，有的人在收礼登记簿上做手脚，剔除管理服务对象等，留下亲戚朋友再造一本假账册，以便在被举报时拿出这块“挡箭牌”。

　　收钱不操办：吉林省磐石市纪委干部高会军表示，一些党员干部认为不把以前“随”出去的“礼”借自家的“红白喜事”捞回来就“亏”大了，继而采取只收钱不操办的手法，规避查处。比如有的党员干部通过电话或短信群发的方式，将有利益关系的管理相对人聚集在一起，采取类似“见面会”的方式收取礼金；还有的党员干部采取“下基层”的方式，到被管理对象的单位、住处走上一圈，聊聊家常，被管理对象心领神会，一般都及时“表达心意”。

　　电子红包：福建省建宁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吴江潮指出，有些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不直接收红包，而采用电子红包的方式收受礼金。

　　异地办酒：接受采访的纪检监察干部透露，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大操大办，采取异地操办、他人代办等策略。办宴者直接把宴席设在偏僻的老家，借机敛财。

　　化整为零：山东省利津县纪委干部张建昌表示，一些领导干部大操大办，在宴请宾朋时化整为零，今天安排一拨儿，明天安排一拨儿，实际上该请的一个也没有少请，该来的一个也没有少来，该收的钱一分也没有少收。

　　不发请帖：一些纪检监察干部表示，从查处的案例看，一些人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时“不发请帖”，通过私下聊天“广而告之”，单位同事和服务对象碍于情面都会把礼金随上。

　　公款旅游：

　　从“移花接木”到搭“便车”

　　接受采访的纪检监察干部指出了部分公款旅游的“变种”——

　　移花接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徐明指出，有一种“移花接木”公款旅游，一些景点、景区原本跟廉政文化毫无关联，为了能够承接公务团队，生搬硬套植入廉政元素，扛上清风之旅的牌子揽客，迎合个别单位、部门的需求。

　　搭“便车”：重庆市涪陵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刘艳红指出了变相公款旅游的4种搭“便车”现象：搭“培训便车”，搭“学习便车”，搭“离退休老干部疗养便车”，搭“出差便车”。

　　“公权”旅游：景德镇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余春娥指出，有的干部不敢直接公款旅游，而是接受服务对象的邀请，利用“公权”旅游。

　　异地办班：四川省宜宾县纪委干部金世萍指出，沿海地区的到内地办研讨班，西部的到东部办培训班，南方的到北方办进修班，办班之意不在学，在乎沿途风景和异域风情。

　　其他：

　　从电子送礼风到换汤不换药的官僚主义

　　除了上述种种，接受采访的纪检监察干部还揭露了一些“四风”问题的其他“变种”——

　　电子送礼风：四川省攀枝花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群林指出，一些人收送礼品礼金从节前有礼变成节后有礼、平常有礼，送礼搭上信息技术和现代物流快车，从实物送礼、货币腐败向电子商务转变，微信红包、支付宝转账、电子礼品卡、充值点券、提货卡成为新的送礼方式。四川省宜宾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宿斌也表示，送礼出现了电子礼品卡、预付卡、上门送卡、异地提取等新方式，用商品交易行为掩盖了个人送礼行为，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完成权力与金钱的交易。

　　打哈哈：云南省大理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张鸿建表示，有的部门接待群众态度是好了，可面上“打哈哈”，就是不办事；工作纪律倒是不违反了，就是工作效率不高，甚至为官不为；有的单位下基层调研时，车水马龙、迎来送往倒是少了，但同群众交谈依然是高高在上。河北省南和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曹培也指出，群众办事由“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向“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转变，部分机关人员变着法子捞好处。(本报记者 李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