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足球：为农民工子女开辟另一条成长通道

　　合肥一农民工子女学校6人入选女足国少队

　　校园足球：为农民工子女开辟另一条成长通道

　　还在上初一的苏先敏个头已经蹿到了1米75，与身高相比，这个女孩身上更特别的是，一双手有常人的两个大。

　　苏先敏没有机会把手长的优势发挥在钢琴演奏上，作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几百元一节的钢琴课，对她来说实在过于奢侈。

　　好在，这个女孩的特长并没有被埋没。小学三年级时，她的过人之处就被学校的足球教练发现了。从此，这个能吃苦、不服输的女孩爱上了这项无需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的项目，并把自己的大部分童年时光交给了绿茵场。

　　当很多孩子暑假躲在辅导班的教室里不敢出门时，她顶着烈日守在球门前，挥舞着一双大手屡次把飞来的皮球挡在球门之外；当很多孩子依偎在父母身旁时，她与队友结伴而行，在异乡的赛场迎接一场场严峻的挑战。

　　尽管晒得黝黑，但是多年的付出让她品尝到了成功的滋味。现在，她已经是全市、全省甚至全国的校园女足明星，去年还曾入选女足国少队的大名单。

　　苏先敏并非出身名校，她的小学和初中都是一所偏居市郊的农民工子女定点学校——合肥市裕溪路学校。然而，就是这样一所“籍籍无名”、只有1000人的学校，校园足球却是独树一帜，不仅有6名队员曾入选女足国少队，还为国内男足俱乐部梯队输送了不少足球苗子。

　　“我们一直在抓足球”

　　“如果要说什么成功经验，只能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抓足球，并把它当作素质教育的抓手。”面对前来取经的人，裕溪路学校校长傅阳春常常这样总结。

　　该校前身是一所厂办学校，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浪潮中曾一度面临发展的困境——教育教学设施落后、区域内生源流失、教育教学质量滑坡。2003年，该校被划转给瑶海区教体局，后来被确定为“农民工子女定点学校”。

　　“绝大部分学生都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平时家长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孩子在校期间往往表现得不自信、沉默寡言、缺少团队协作精神，由此造成成绩落后、行为习惯不良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给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了压力。”

　　曾经在“名校”工作过的傅阳春意识到，必须正视生源基础薄弱的现实，如果一味去“拼成绩”，只会让老师“教得累”，学生“学得累。”

　　“办学必须转型，究竟选择什么样的办学理念？”为此，全校老师展开了一场思想大讨论，最终形成共识：针对农民工子女勇于拼搏、吃苦耐劳等优点，秉承企业办学时的足球传统，大力开展校园足球，“用心培育有用的人”。

　　裕溪路学校早在1998年就建起了小学男子足球队，2007年被合肥市体育局选中，在校女足的基础上组建合肥市女子足球队。

　　不过，由于女足运动并不普及，这支足球队最初的选材只能面向裕溪路学校的几百名女生。

　　“社会上对女足的接受程度低，城里的家长都希望女孩子学习艺术，不希望她们整天泡在球场上。”在傅阳春看来，家长无暇过问孩子，这反倒成了“优势”，确保孩子的足球爱好不受干涉。“因为，孩子能不能坚持踢下去，家长起到决定性作用。”

　　出乎意料的是，这支球队初建就屡创奇迹。该校女足代表合肥市参赛，在2010年安徽省第十二届运动会青少年女足比赛获得亚军；2011年代表安徽省参加全国中学生运动会，挺进决赛，开安徽省女足运动的先河；2013年夺得安徽省女足青少年锦标赛的冠军，实现合肥市女足历史性突破。

　　“可能是因为女足受到的关注度不高，竞争没有男足那么激烈，带出来的概率更大些。”在教练张剑看来，球队屡创佳绩的原因还在于，该校是九年一贯制学校，很多队员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在一起训练，初中时还能在一个队踢球。“对校园足球队的发展来说，队伍的稳定性和梯队建设至关重要。”

　　“当然，离不开全校上下对足球的重视。”据张剑介绍，开展校园足球的难题在于如何协调训练与学习的关系。为此，学校每周的例会上都会通报一周的训练计划，并及时与任课教师进行沟通，以确保学生文化课不受影响。如果学生赴外地参赛，学校会安排老师及时补课。

　　作为校长，傅阳春最近几年见证了越来越多的足球苗子走进高等学府。“如果单凭文化课，他们很难考上理想的大学，但是整合自身的优势与专长，可以考上体育学院或者一本学校。”

　　“尤其近年来高校相继开设足球专业，扩招足球特长生，足球特长越来越有用武之地。”在他看来，“校园足球将为农家子弟提供一方展示自我的舞台，同样也为他们的成长开辟出一条通道，拓宽了人生的选择面。”

　　面对升学关口，是走还是留

　　张剑坦言，每当为弟子规划前程时都会感到“纠结”，这种复杂的感受源自他自己的“多重身份”。

　　作为合肥市女子足球队的一名教练，他承担的是竞技体育的任务，备战4年一届的省运会。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自然希望自己的队员小学毕业之后仍留在裕溪路学校读初中，这样更便于集中训练和管理。

　　但作为一名基层的校园足球教练，他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队员将来如何更好地完成学业。

　　“踢球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踢进俱乐部，进了俱乐部又能怎样？”在张剑看来，一名职业球员成为足球明星的概率太小，“一旦走上这条路，就像在赌博，输了不能重新再来。”所以，他从不主张队员把足球当作职业，“还是希望他们把考大学当作首要任务”。

　　“就拿苏先敏来说，很多外省的专业队都在抢着要她，随时都可以去，可我一直不建议她走职业的路子。”让张剑备感压力的是，“既然把他们留下来，就要对他们负责到底，万一今后升学遇到什么问题，我真是无法向家长交待。”

　　尽管苏先敏留了下来，还是有不少队员流失了。张剑曾经带过的3名队员去了外省的体工队，因为对方承诺可以确保他们进入名牌大学。此外，还有部分队员小学毕业后，凭借足球专长进入名校读初中，离开了裕溪路学校。

　　所以，每到升学的关口，对校园足球队的稳定性来说，都是一次考验。

　　“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凭着足球特长进入更好的初中呢，可是去了那里，他们的足球生涯还会继续吗？应试教育体制下，就怕足球成了一块‘敲门砖’，用过了就丢掉了。”合肥教育界一位人士向记者坦言，所谓名牌初中，就是更注重成绩的学校。“他们对足球的重视程度未必就高，再说校园足球是需要积淀的，他们的足球训练水平和强度够吗？”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从事校园足球的老师都意识到，只有从制度上解决好足球苗子的“出口”问题，才能真正构建起青少年校园足球小学、初中、高中梯队体系。

　　2013年，合肥市中考将足球列为体育中考的选项之后，再度推出创新之举，确定市内6所名牌高中为足球定点学校，招收足球特长生。在文化课达到普高线的情况下，按照足球专业课的测试成绩由高到低录取，让拥有足球天赋的孩子名正言顺地考进名校，此举无形中推动了校园足球的开展。

　　“现在初中和高中之间已经有了制度上的衔接，还需要小学和初中之间的衔接。”傅阳春希望，在区教体局的协调下，裕溪路学校可以与区内的名牌初中合作，这样既能保证足球队队员整体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又能确保他们的训练水平不打折扣，从而根本上解决因为“小升初”而产生的队员流失问题。

　　校园足球亟待解决教练、场地之困

　　从全国范围来看，教练、场地的短缺已经普遍成为校园足球发展的障碍。

　　为了能在标准场地上进行训练，张剑需要带着队员花上40分钟坐车来到合肥市体校。“孩子的课程本身就紧，训练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

　　可现实是，合肥全市有标准足球场地的学校也不多，而且大多是郊区新建校，这些学校自己也要使用场地，很多训练只能见缝插针。

　　让张剑一直担心的是，“比赛的场地是11人的标准场地，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7人制的场地上训练，一旦打起比赛来会不适应。”

　　除了场地外，教练的短缺也困扰着校园足球的发展。

　　张剑在合肥校园足球界是炙手可热的人物。除了身兼好几只队伍的教练外，他还不能丢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作为裕溪路学校的一名体育老师，他每周要带18节的体育课。

　　除了训练，就是带队打比赛。自打带上女足之后，张剑失去了所有的周末和寒暑假，这个酷爱户外旅游的中年人现在只能在脑海里一遍遍地幻想着西藏的风景。

　　“校园足球教练是一个复杂的角色，除了进行技术指导外，还要协调与队员、老师、家长之间的关系。”张剑说，很多年轻教练往往缺少这方面的经验。除了经验，最重要的是态度。

　　“就拿运动员注册这件事来说，每次我都得一个个地去收队员的身份证，然后送到体育局去办理。”他感慨道，“没办法，校园足球教练下面没有团队，所有的事情都是单打独斗。”

　　尽管很多学生已经从裕溪路学校毕业多年，但是每逢高考，张剑仍然会帮着联系院校，并亲自带队陪考。按理说，这已不属于他的工作范围，他却看作是分内的事，“从小学起就是我的学生，既然带了，就要带到底。”

　　本报记者 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