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导演拿父母的养老钱拍片：宁做票房“炮灰”

李睿珺

　　原标题：宁做票房“炮灰”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晚上11点，甘肃来京的导演李睿珺和老婆一块儿赶到离出租屋不远的电影院，买了两张票，走进观影厅，等待大银幕亮起。

　　尽管在各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过多项大奖，这是他第一次在国内影院里看到自己导演的作品公映。

　　李导演的大部分电影都拍摄于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罗城乡花墙子村，这里是他成长的地方。最近这几年，村里头有点演艺天赋的乡亲，都被他哄着学过表演。他影片里那一个个说着西北方言的人物，大多数都是自家亲戚。

　　这些电影描述了一个又一个“农村老头”的故事：孤独治沙的老头，在村边等白鹤的老头……在最近这部《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里，爷爷去世了，留守在家的孙子沿着干枯的河流，寻找故乡……

　　这样的故事并不被人看好。电影上映后，排片率始终没上过0.3%，这个数字意味着大多数影院的经理都懒得把它安排到排片表上。

　　“早就想到了。”一个多月后，李睿珺在出租屋附近的咖啡厅里平静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聊起这些遭遇。

　　可他没改变自己的打算：拍真正能打动自己的故事。

　　“那些人物的命运好像在某个地方召唤你一样，不拍完吧，你就觉得心里有一个什么东西搁不下。”李睿珺说。

　　更要紧的是，“农民的生活，在大银幕上是被屏蔽掉的，很少见。对我个人来说，这种屏蔽是不公的。这么大的一个群体，为什么在银幕上缺失？”

　　早20年，李睿珺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一个导演。上世纪90年代，花墙子村才第一次通上电，那之前，看电影是件了不起的事儿。不消等电影队坐着驴车到村口，只要路过的公共汽车甩下两卷拷贝，让人送到村委会去，“看电影”的消息便会在孩童的欢呼声中传遍全村。

　　长大后，李睿珺从山西传媒学院毕业，去了北京，在北四环附近的胡同里租了一间500元月租的小房子，开始“北漂”生活。这时候，拍摄一部电影，不再是那么遥远的事情了，他就想把村子里老人正经历的事情讲出来。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他张罗着要拍电影，筹不到钱。家中老父看他愁，便问：需要多少钱？多久之后能收回成本？

　　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想得很简单：今年拍完，明年卖出去，成本就收回了呗。

　　结果，父亲原计划买房的养老钱全砸了进去，血本无归。拍到半途中，剧组运营不下去，他跟朋友大打出手，这第一部电影几乎胎死腹中。

　　最郁闷的时候，李睿珺一个人，拎着一瓶啤酒，坐在峨眉山上发呆。

　　拍电影欠的债还没还清，他就写出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的剧本。剧本在国际上获了奖，得了一笔奖金，他又把奖金用来拍新电影。

　　李睿珺成了一个省钱拍电影的“高手”。

　　他曾经带着一个7人的剧组，外加一辆驴车和一部拖拉机，完成电影《老驴头》的拍摄；和《老驴头》一样，《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主演分别是李睿珺的舅爷爷、远房表弟、邻居女儿。妻子是他影片里唯一的专业演员。

　　因为拍《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舅爷爷马兴春家那年的番茄收成被耽搁了。不过，在2014年澳大利亚“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上，这部电影成了大赢家。

　　颁奖典礼上，舅爷爷击败了吴彦祖、梁家辉、吴秀波，拿回了一尊“最佳男演员”奖杯。

　　舅爷爷穿着好不容易才在县城寿衣铺订做的唐装上了台，紧张地用高台县方言发表了获奖感言：这奖不是他一个人的，应该属于整个村子——毕竟是全村人一块儿努力拍出的这部电影。

　　舅爷爷是个很硬气的西北汉子。导演给他说戏，得拿村里人举例子。舅爷爷和《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里面那个忧郁的木工老马，说着一样的方言，一样是和完面、用手在裤子上一蹭就开始做饭；可老马有更多的心事：村里开始推行火葬了，再也没有人请他做棺材。

　　老马天天到池塘边的树下等白鹤，他对孙子说：“我辛辛苦苦把你爸、你叔、你姑姑养大，他们却要把我变成一股烟，我想让白鹤带我到天上去。”

　　“所有人都把这个老人当傻子，以为他老糊涂了，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过问过这个老人的心理，他真正在想什么？”导演说，“这其实是当下农村老人的生活现状。为什么要每天等白鹤，‘白鹤’是什么？”

　　拍摄这个故事的时候，多年前拍第一部电影时欠下的债还没还完。

　　他写剧本，参加各种国际电影节的评奖，用奖金来支撑自己的电影；业余时间，他去电视台干编导，或是给人拍婚礼录像。“最赚钱的要数拍真人秀。”他总结说，“扛个摄影机跟在明星背后跑一天。”上海的夏日，收工了一脱运动鞋，能直接往外倒水。

　　就这么着，在熟悉的村子，他把自家亲戚都拉进镜头，一部部电影拍了下来。

　　今年上映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还是由花墙子村部分村民参演。影片主角是一对裕固族留守儿童。照顾他们生活的爷爷突然去世，兄弟俩想起老人常说的话：放牧时如果迷路，一定要顺着河走，牧民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于是，沿着河流的痕迹，他们一路前行，在孩子面前铺开的，是在沙漠和现代工业的包围下逐渐消失的村庄。

　　拍片那么多年，这是李睿珺的电影第一次得到在国内公映的机会。

　　这部影片所参与的，是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庞大市场。就在今年12月3日，中国大陆电影2015年的总票房已经突破400亿元人民币大关，创造了有城市商业院线票房统计以来的新高点。去年全年这一数字不过297亿元。

　　然而，这令人垂涎的数字与李导演没多大关系。

　　就在今年11月底，电影圈里还为阿里影业副总裁徐远翔的一番话而争论不休。徐远翔说，根据数据与市场调查，现在应该着重拍摄给20岁左右年轻人观看的市场化电影，编剧不重要，由贴吧吧主和同人文写手来写故事就行；电影成功的关键，是得有大牌演员，得有“屌丝逆袭”的概念。

　　而李睿珺的影片与这些最能赚钱的法则几乎没一条符合。

　　没有明星，拍《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时，经验丰富的制片人方励给导演出主意“拍点古代裕固族大战的场面”，也被李睿珺拒绝了——他就是这么个性子。朋友杨城说，曾有人开价100万元，请李睿珺拍一部商业片，只要花两个月时间，其他什么都不用管。李导演看了剧本，觉得不合适，拒绝了。

　　大学毕业快10年了，直到去年，李睿珺还和妻子一块儿租住在胡同里，和附近学校读博的穷学生、江苏来的装修工比邻而居，开门就看到房东家的窗户，上厕所还要出门走一段路。

　　他说，要是现在电影市场上全是艺术电影，那他就要去拍商业片了。可现状是，电影市场上的影片类型相当单一。他在一篇长微博里写过：“为了观众们能有更多选择的可能性，我们愿意多趟趟路，哪怕会成为一些人眼中的‘炮灰’。”

　　要当“炮灰”也不容易。在外地拍电影艰难，他便回自家村子；找演员太难，就拜托村子里的乡亲；“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不去麻烦别人”。于是，在一个剧组中，李睿珺能身兼导演、编剧、剪辑、服装、道具等8个工作，为了省下钱，自己提前几个月开始为电影做美术。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拍摄的时候，他想拍一个长镜头，是兄弟俩骑着骆驼路过一个废弃的村庄。废弃的村庄很好找，但导演想通过破窗户、破墙一路“看着”兄弟俩穿过村庄。

　　于是摄影机被放到一边，剧组的人全员上阵砸墙。

　　《老驴头》剧组的交通工具是马车和拖拉机，有时候拍到半夜从片场回住的地方，以为能洗个热水澡睡觉了，车却陷在沙漠里，全剧组又得化身推车大队。

　　妻子张敏说：“他的性子就是倔！”

　　他觉得电影界当下的现状“就像一根橡皮筋”，越艰难，就越得努力向外撑，去拓展那道界限。有越多的人去做这件事，“改变才有可能发生”。

　　年初，李睿珺参加一个电影界的活动，遇到一位老前辈，问他：你是一直住在没厕所的胡同里吗？

　　他老实回答：之前在一个这样的屋子里住了11年。

　　没想到，正式活动时，这位前辈在台上讲了两个关于“厕所”的故事。首先是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电影《霸王别姬》在戛纳得奖后，有人去看望陈老，发现他最开心的不是金棕榈奖，而是即将搬进楼房，终于能有自家的厕所了；第二个故事就是关于李睿珺的。“只要还有这样的电影人在坚持，中国电影就还有希望。”这位老前辈说。

　　李睿珺被吓了一跳。茶歇时，前辈导演们纷纷都来拍着他的肩膀说：“睿珺，不容易啊。”他觉得“特别奇怪”。

　　“我没有那么伟大，我从来没有在‘坚持’。”他说，“我只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多年前，在传媒学院，李睿珺的专业是影视广告。老师告诉他们：电影是花两个小时去讲述一个故事，广告则得在1分钟内就把这个故事讲好。

　　但是学成之后，他选择去讲述两个小时的故事。“电影里面有一些故事——虽然可能你从来没有去过那些国家，你也没有见过那些人，但是看完电影之后，他的生活就在你心里面扎根了。”

　　在《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的结尾，棺材匠老马躺在池塘边树下的泥坑里，孙子孙女一人一铁锹土，把他一点点掩埋。他叮嘱尚不懂事的孩子，要是有别人问起，就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

　　而在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兄弟俩终于回到家乡。河流的尽头，矗立起烟囱与大厂房，从两人童年里消失的父亲，正在河边淘金的人群里。再也没有水草丰茂的地方了。

　　“这不是我们当下真正的生活吗？”青年导演问，“为什么这样的故事反而会成为‘边缘’呢？”

　　李睿珺的最新计划之一，是一个“难度有点大”的题材：中国战地记者。

　　他就是对这样的人感兴趣：有股傻劲儿，不被他人理解，但还是执着于自己的选择。

　　他说：“说起最幸福或者最快乐的事情，你永远不会想起电影节上很辉煌，或者在高档的五星级酒店里面有人请你吃大餐……就是每次拍电影的时候，你认为最艰难的那个时刻。现在你想起来是最快乐的。”记者 黄昉苨 实习生 徐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