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分他去悼念捐献器官的儿子(2)

　　带儿子骨灰回老家安葬时，朱家人特意避开了村里的大路，从稻田地里拐了弯，村里是有些忌讳，有人私下议论，这个父亲够狠心。朱厚得装作不知道，“没人当面讲”，他觉得自己做得对。

　　“高安这边的风俗是，人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要送回家里，这样才能允许进祖坟，不然会认为不吉利。”高安市红十字会刘会长介绍，朱思泉是高安市第二例遗体器官捐献者，捐献之后，红十字会联系医院，解决了住院费用。朱思泉住院时花费不小，家里欠了不少钱。后来，红十字会、社会爱心人士和淘宝“公益宝贝”计划的爱心商家还陆续为朱家筹款，帮他们度过最艰难的那段日子。

　　刘会长同时透露，当地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专门去燕溪村找村干部做工作，“就告诉他们，这是做好事，不要把人家当怪物。”

　　风俗的确是阻碍遗体或器官捐献的重要原因。李勇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有一次，他们去村子里接一个同意捐献用于医学教学的遗体。遗体都装上车了，手续也搬完了，被同村的村民得知，扛着锄头扫把、铁锹过来了一群人，还拎了一截树桩子，堵住了路。那一次，甚至惊动了派出所，最后还是被迫放弃了捐献。

　　还有一次，他们去接一位在家里去世的老人，家人同意进行遗体捐献。老人家住在二楼，一楼的住户不同意从他门前经过，最后，他们将老人遗体装进尸袋，从二楼吊了下去。

　　相较而言，人在医院离世的捐献难度要比在家里去世的难度小一些，家属可以保密。李勇告诉北青报记者，在做完器官捐献手术后，医生会对遗体进行缝合、化妆，摘除眼角膜的，还会给遗体装上义眼。从手术间推出来后，家属拉开装尸袋，看到的是完好的家人永远地沉睡了。

　　“随着政府实行了丧葬改革，不准土葬后，老百姓接受器官捐献就容易多了。”南昌大学一附院移植科主任肖建生说。江西省红十字会的统计显示，从2007年到2014年上半年，省内一共只有8例遗体捐献，但到了2014年下半年，就有了20多例。

　　程序

　　捐献实行“一票否决”

　　逝者家属须全部同意

　　在做器官摘除手术时，也有家属要求进手术室，见证亲人捐献器官的过程，但这是不符合手术规定的，“他就觉得不放心。怕医院把什么有用的都取掉了。”

　　一般来讲，无论是主治医生和器官使用的医生，还是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均不做劝捐。“我们更多的是去做普及宣传，让家属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并且想捐的时候知道该怎么办、去哪里找谁。”李勇说。

　　在捐献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候，直系亲属同意了，旁系亲属不同意，捐献手术也不能贸然进行。李勇告诉北青报记者，在遗体或器官捐献这件事上，实行的是“一票否决制”。如果逝者亲属之间不能达成一致，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就会停下来，不进手术室，先让家属们去协商。

　　这是一场洞悉人性与家庭关系的微妙衡量。当家庭顶梁柱走了，可能留下孤儿寡母和一系列的医疗债务，此时家属之间意见不统一，即使有直系家属强硬达成捐献，很有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尤其是碰到那种只剩下十七八岁的孩子的家庭，李勇和同事们会更加小心，不希望因为意气用事或者逆反心理而做出决定，“就算你强行捐献成功了，家属后面的事谁来管？”

　　只有当家属们取得一致意见后，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才会穿上无菌服，拿好录像设备，走进手术室，手术之前，医护人员要先为捐献者进行默哀，然后在录像机的见证下，将挽救另一个生命的器官从逝者身上分离。

　　延续

　　受捐者情况酌情透露

　　生命接力给生者勇气

　　“有些捐献者家属希望知道亲人的器官给了谁，但依照规定，捐献是双盲的，我们对双方都不会透露。”肖建生说。

　　手术结束后，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走出手术室，要给家属递上荣誉证书，还会告诉家属，通过逝者的捐助救活了几个人，“心脏捐献的要求比较高，江西一般是捐一肝两肾。我们就会跟家属说，您亲人的捐献，可能会给三个器官衰竭的患者重生的机会。”

　　也有家属持续关注着另一段的患者情况，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也会酌情告知家属，受捐者的大概情况，“比如说您的亲人的某个器官捐到哪个城市、受捐者大概多大、男的女的、术后恢复情况怎样，等等。”

　　“人家图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亲人的气息还在，我们会把情况告诉他，受体恢复得好，就代表着他亲人的器官，还在继续运转。”李勇说。

　　2011年，南昌市新建区的一位老人失去了儿子，老人的记忆从儿子捐献器官那一刻停摆。如今老人80多岁，眼睛都看不清了，思维也越来越混乱，唯独对捐献记得清楚，“逢人就说，儿子救了3个人，其中有一个是二十五六岁的姑娘。”

　　从某种程度上，这种生命的接力，是逝者一家人继续生活的念想。

　　但朱厚得没问过李勇，朱思泉器官的去向，在他心里，儿子的生命已经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在某个地方继续存在着，维系着另外几个家庭的完整。 文/本报记者 杨宝璐 统筹/刘汨

　　现状

　　大脏器移植我国手术量居全球第二

　　器官移植，被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成就之一。尽快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关系到民生福祉。“在探索的过程中，各方逐渐意识到，红十字会参与是比较合适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副主任侯峰忠说，无论生存境况堪忧的器官衰竭患者，还是遭遇重大不幸的捐献者家庭，都是红十字会关心的弱势群体。“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也与捐献者的奉献精神相一致，更能得到捐献者家属认同。

　　2010年时，中国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仅有0.03，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个数字在2018年已经变成6.8。年捐献量位居世界第二位。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3月底，通过书面或网络途径登记捐献遗体和器官的志愿者人数累计超过116万人，实现捐献22899例，捐献器官65337个，救治器官衰竭患者6.5万余名。

　　采访中，北青报记者了解到，早在1992年，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开始进行肾移植手术，2001年开始进行肝移植手术。如今，这两项手术的成功率都很高，医生现在追求的，已经是5年存活率、10年存活率这种远期效果。去年，全国的肝移植做了6000多例，肾移植过万例，“这种大脏器的移植，我国的手术数量已经是全世界第二了，仅次于美国。但供体不足，仍旧是最大的问题。”南昌大学一附院移植科主任肖建生告诉北青报记者，目前，肾脏移植的缺口高达150比1，肝移植则为30比1。

　　心脏停跳之后，器官允许热缺血的时间(暨从心脏停跳到医学灌注时间段)很短，心脏只有3到4分钟，肝脏5到8分钟；肾脏也只有30分钟。严格的摘取要求，和病人多变的情况，意味着每当有合适供体出现时，必须争分夺秒，为此，遗体捐献协调员必须保证24小时待命。

　　摘取手术不难，一般只需要一个多小时，但等待逝者达到临捐状态，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时是一整夜，有时是很多天的情况反复。前年春节，江西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李勇大年初一接到有器官捐献的通知，就在医院里等了一晚上，直到确保器官完好送到移植医院，才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