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最大的问题是人性

　　数字时代，最大的问题是人性

　　本报评论员

　　李晓鹏

　　对于曾经把“东方日内瓦”作为目标的杭州来说，这几天颇有一种“谈笑有鸿儒”的感觉。马云所倡议成立的“罗汉堂”举办了成立一周年的经济年会，聚集了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数十位人文社科领域内的大咖，以及成功的企业大佬、创业者，济济一堂，畅谈数字经济的未来。与会者经过认真探讨研究，发布了数字经济时代最关乎人类未来的十大问题，引发了全球媒体围观。

　　说是“十大问题”，其实是“十大关系”，包括数字技术发展与风险的关系，数字鸿沟与世界扁平化的关系，个人隐私和大数据时代数据所有权的关系，人工智能与人类道德的关系等等。之所以要提出这些问题，思考这些关系，意味着产业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必须面对这些问题，理顺这些关系的时候，需要人类从全球乃至国家层面，从法律以及道德层面，来解决这些问题，理顺这些关系，才能让以互联网技术应用革命为先驱的人类第四次技术革命，保持在人类认知的轨道范围内继续前进。

　　技术的进步是以几何叠加的爆发式增长的，而人类的认知水平却滞后于技术的脚步，并且由于技术的进步，旧技术所塑造的生产方式和利益格局也会遭到扬弃，由此带来相当广泛的问题。然而，面对新技术带来的是转瞬即逝的发展机会，例如同样是获得5000万用户，电力花了46年，计算机花了14年，互联网花了7年，虚拟人物皮卡丘只花了19天。当人们还在争执皮卡丘的是非的时候，机会可能就丧失了。所以，人类是因为这些旧有的束缚而止步不前，还是不顾一切抓住机会勇敢而上，确实是一个相当难以决策的话题。

　　尤其是在涉及个人隐私、信用评价、道德情操等方面，人类面临的挑战尤其巨大。人类技术进步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不断提升人的行为能力的过程，即技术赋能。技术赋能的结果是人的活动能力一代比一代更强。而数字技术的赋能，则使得人类获取信息的能力极大增强，人与人的连接方式不断叠代更新，由此也造成了巨大的道德困境。技术是中立的，无差别赋能，以至于人性中善的一面获得技术增强不断创造价值的同时，人性中恶的一面也获得了同样的技术能力而具有破坏性力量。这些年，经济领域的网络黑灰产业、社交媒体领域内的网络暴力以及传播领域的茧房效应，一次次破坏了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现代经济学的鼻祖，经济学历史上无法绕开的大人物亚当·斯密，在开始撰写经济学开山之作《国富论》之前，就发表了《道德情操论》。这是相当具有深意的举动，经济的本质是人，经济活动必须建立在人类所共同遵循的道德规范之上。从那时起到现在近300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在物理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人性领域却没有太大的变化。如今，我们又站在了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时代，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网络支付，通过技术手段在信用问题上获得了突破，我们应该看看，对于人性中的其他问题，数字时代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人与人的连接方式不断叠代更新，由此也造成了巨大的道德困境。

李晓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