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签弩”引发悲剧 代表建议修法降低民事维权门槛

　　“牙签弩”引发悲剧，人大代表建议修法降低民事维权门槛——

　　从证明“谁卖出谁赔偿”到“有销售即赔偿”

　　本报记者 李玉波 本报通讯员 沈静芳

　　“从证明‘谁卖出谁赔偿’，调整为‘有销售即赔偿’。使得民事维权途径畅通，违法者被追责易行，促使商家内心强化保护未成年人的自律，对于可能危害未成年人的行为不敢想、不敢为，有效实现未成年人保护的事前预防。”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的“牙签弩”伤童事件，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马春雨说。

　　2018年，内蒙古包头市9岁的刘某，因不慎触动所购买的“牙签弩”发射装置，射伤自己，造成左眼残疾。刘某父母找寻销售者时，对方矢口否认。后在律师援助下，向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10月23日，包头市稀土高新区法院开庭审理“牙签弩”伤童赔偿案件。判定“牙签弩”销售方赔偿原告各项损失8.9万元。

　　马春雨始终关注着该案的进展，并做了调研工作。马春雨了解到，包头“牙签弩”案件中，在销售者矢口否认后，行政监管部门因证据不足无法追责，刘某父亲曾萌生报复销售者家庭、同归于尽的想法；刘某父母都是进城务工人员，家庭经济基础薄弱。孩子受伤后，治疗费及矫正孩子身体残疾和心灵创伤的长期、隐性支出，让这个家庭入不敷出。

　　马春雨了解到，由于刘某“牙签弩”案件中自伤的典型性，使得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存在的薄弱点和法律焦点问题得以凸显。法律追责举证难，幼童维权望而却步，违法者无所畏惧；与此同时，民事维权途径不畅，违法商家漠视良知和道德自律，行政监管防不胜防。

　　马春雨说，有必要通过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增设条款，优化追究生产、销售危险产品(包括食品和物品)行为者的归责原则，调整伤者举证证明标准，降低举证难度，畅通受害儿童家庭的民事维权途径，确立销售危险产品行为者承担有条件的、连带赔偿机制，通过销售端自律、自查、相互监督，最终实现没有销售、没有市场、没有生产、没有危害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

　　通过调研，马春雨起草了《关于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增设条款，优化危险产品伤童归责原则的建议》，提出在侵权责任法中增设条款：“因销售有害于未成年人安全和健康的产品，造成未成年人损害的，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以外，由可能加害的销售者共同赔偿。销售者赔偿后，可以向生产者和产品的提供者进行追偿。”

　　马春雨告诉记者，这有助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有助于社会公众信法守法，还有助于通过畅通民事维权途径，让家长群体深刻感受到法律的力度和力量，自觉守法、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