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着便装折射人权司法保障进步

　　被告人着便装折射人权司法保障进步

　　【法眼观天下】

　　一个人的着装不仅影响其气质、形象和风貌，而且会影响他人对其性情品德的判定。刑事被告人出庭受审的穿着情况，能够直观反映一国人权司法保障的水平，折射国家的法治成熟度。以被告人法庭穿着变化为线索，考察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权司法保障的发展状况，自有一番意义。

　　70年来刑事被告人法庭着装的三次变化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由于经济基础、社会条件、意识形态、治理策略和诉讼理念的不同，刑事被告人的法庭着装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前，人民法院重视专政职能的发挥。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颁布，要求人民法院学会采用法律武器与犯罪分子做斗争。但在随后的“严打”行动中，为强化运动的声势和震慑力，一些地方的看守所强制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穿印有“囚”“犯人”等字样的衣服。1992年，“两高一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文明管理看守所在押人犯的通知》对此种现象进行了批评，同时对1990年通过的看守所条例中关于“人犯应当自备衣服、被褥。确实不能自备的，由看守所提供”的规定进行了修改，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给人犯穿统一式样的服装，但禁止在服装上印制‘囚’、‘犯人’等字样”，以便于看守所识别和管理。2006年，《关于被告人出庭时是否着马甲问题的批复》进一步规定：“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羁押期间，着识别服。”据此，实践中，看守所享有了对在押人员统一配发“号服”的权力。这也是长期以来刑事被告人穿着印有“某某看守所”等字样的识别服或者醒目的黄马甲出庭受审的制度渊源。

　　被告人出庭着装的第二次变化出现在21世纪初。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1998年，我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2004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修正案……在此背景下，被告人穿着“号服”出庭受审的惯例开始出现变化。比如，2006年厦门市中院允许被告人穿着便装出庭受审，四川省高院2008年、河南省高院2013年等先后发布了禁止被告人穿“号服”出庭受审的文件。由此，实践中出现了被告人出庭受审或穿“号服”或着便装的景象。

　　不过，按照公安机关的有关规定，被告人穿便装出庭，必须事先征得看守所的同意。实践中，看守所对被告人申请的审批标准并不明晰，引发了存在歧视性做法的质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要求。为避免穿便装或正装出庭受审沦为少数人享有的“待遇”，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2015年2月联合下发《关于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出庭受审时着装问题的通知》，规定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不再穿着看守所的识别服出庭受审，看守所应当将穿着正装或便装的在押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移交法院。从此，我国进入全面禁止被告人穿着“号服”出庭受审的时代。

　　被告人“号服”的三重解读

　　“号服”又称“号衣”“囚服”，是看守所内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穿识别服的俗称。对于审判阶段被告人穿着的“号服”，可从功能设定、内在感受和外在观感三个维度进行解读。

　　从号服功能看，看守所要求在押被告人统一穿着“号服”，初始功能是便于看守所管理和识别，深层功能则能够营造心理压力，使被告人配合公安司法机关交代自己的罪行。对此，需要与看守所对被告人剃光头、戴戒具的措施结合起来理解。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被告人的人格，使被告人的意志受挫，隐含着特定意义。

　　从被告人的内在感受看，穿着“号服”出庭受审，容易产生压抑和紧张心理，自我感觉“低人一等”，进而会影响其法庭表现乃至案件的处理结果。

　　从他人的外在观感看，被告人穿着“号服”出庭受审，难免会给法庭、被害人和社会公众留下不利的印象，容易被贴上“坏人”的标签，甚至形成被告人有罪的意识，影响法官的行为和裁判。

　　被告人着装反映人权司法保障水平

　　从被告人只能穿着带有有罪暗示和示众色彩的“号服”出庭，到被告人着“号服”出庭与穿便装出庭并行，再到全面禁止被告人着“号服”出庭，表征着我国司法人权保障的不断进步。

　　被告人着装变化折射出司法的文明化。现代刑事司法遵循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人只是涉嫌犯罪之人，未经判决有罪前，推定其无罪，法庭应当尊重其人格尊严。保障被告人穿着便装或正装出庭受审，顺应了司法的文明化潮流，契合了无罪推定原则和国际社会有关司法人权保障的共识。法庭是重要的法治教育场所，文明化的庭审也有助于培养理性的守法公民。

　　被告人着装变化折射出司法的公正化。全面禁止被告人着“号服”出庭，保障被告人穿着便装或正装在法庭上受审，实现了被告人的体面受审权，消除了被告人法庭着装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强化了法庭对控辩双方的平等对待，在根本上推进了司法的公平正义。

　　被告人着装变化折射出司法的科学化。心理学研究表明，第一印象往往会产生久远的影响，而外表是第一印象的重要影响因素。实践中，当被告人穿着“号服”出庭受审时，法官和陪审员容易受此影响形成被告人有罪的先入之见，进而可能会漠视或排斥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造成案件的裁判错误。保障被告人穿着便装或正装出庭受审，无疑有助于减少上述干扰，提升司法科学化水平，防范错案发生。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权司法保障亮点纷呈，有宏观的理念转变和制度变革，也有微观的技术更新和手段改进。被告人法庭着装的变化，是其中颇为值得关注的方面。切实尊重被告人的体面受审权，不断加强人权司法保障，需要持久不断的努力。

　　（作者：周长军，系山东大学法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