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骨相”“观看中国的一扇窗口”
　　黄庆军17年为102户家庭 拍下全家福

　　几个月来，摄影师黄庆军的《家当》系列组照引起普遍关注，让无数网友着迷。

　　此前，他用17年的时间，为102户中国家庭拍下“全家福”。人们把全部家当一件一件摆在自家门口，家人们或坐或站，和自己的家当合影。

　　实际上，《家当》系列作品早年在登上《中国国家地理》《德国国家地理》《卫报》等报刊时，就引起了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的关注，他在2012年见到《家当》作品后，曾与黄庆军互换作品留念，并写道：“你的作品，是我观看中国的一扇窗口。”

　　这些浓缩的小小“全家福”何以最近在国内蹿红？有网友说，把它们放在一起，犹如徐徐打开一幅社会情境长卷，观之可亲。这些图景被艺术批评家王春辰称为“社会的骨相”，时代的转换，历历在目。

　　第一台相机

　　100多块钱的国产“华山”

　　见到黄庆军时，他正逆着光线走来，高个子，黑脸庞。他说话语速不快，透着一股东北人的幽默、直爽，落座后便利落地打开笔记本，指着图阵依次讲述起它们背后的故事。

　　1971年黄庆军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庆市，从小生活在东北的农村。父亲在他三个月大时意外因工伤去世，妈妈一个人承担起生活的重担，拉扯他长大。幸运的是，在清苦的日子里，一个偶然举动激发了他对摄影的兴趣。

　　那是1986年，大庆有个“龙凤青少年宫”搞得很活跃，身边同学有的学画画，有的学书法，当时连相机都没有的黄庆军“找地方借了一台”，成功报上了自己向往的摄影班。

　　那时的他觉得背着机器出去拍照，是太酷的一件事。特别难得的是，妈妈很支持他的“不务正业”——他盼来的第一台相机是国产的“华山”机器，“花了100多块钱买的”。后来又买了理光10，“我特别感谢老娘，当时花了1700多块，那是我们家最贵的东西。后来我家才买的电视机，黑白的，500多块。”

　　也许因为痴迷照相，他学习成绩不算好，中考上的技校，毕业后自然而然进了供电局，当了七八年电工。他的业余时间全部用来琢磨怎么拍照片。冬天出去“扫街”，不一会儿就顶着挂了霜的“一头白发”，手指头像是要冻掉，但“拍得老高兴了”。他还想方设法搜集一些香港的摄影书籍，看完常有“原来还能这样拍”的顿悟。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各式摄影比赛特别受欢迎，黄庆军热衷投稿，“不断地投”。直到现在他还留着“厚厚一沓子”那时的投稿“挂号信”回执单。

　　拜师和寄语，学会把镜头对准人

　　很快到了1992年，那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摄影艺术节是摄影爱好者的一大盛事，新设置的“金像奖评选”环节，简直成了圈里的“爆炸性消息”，没有爱好者不关注。黄庆军下决心“非得去看看那个展览什么样”。他说走就走，上火车补了张21小时的硬座票，直奔北京。

　　丰富的展览内容果然使他大开眼界。在诸多参展摄影家中，他注意到一位金像奖提名者——王福春。起初，是因为王福春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同是老乡，后来他发现王福春的作品风格让他“越看越喜欢”。站在展厅，他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要能拜他为老师多好！”

　　当年的摄影展举办的活动很接地气，有不少亲近“大咖”的机会。黄庆军后来不仅见到了王福春，还聊得很顺畅，他寻思可能是“因为自己有点想法”，王福春竟然很高兴地收他为徒。那年他21岁，命运在这一刻发生了转向。

　　回到大庆，黄庆军一边在哈尔滨师范学院进修摄影专业，一边勤于跟王福春老师学习、实践。

　　1993年，黄庆军路过故宫门口，抓拍到一个外国人穿上宫廷戏服的场景，这张名为《找一次感觉》的作品，获得了中国日报举办的“外国人在中国摄影比赛”一等奖。当时报社的摄影部主任王文澜先生很快给他寄来一本报社的台历，并手写了“庆军你好，用心拍”几个字。王文澜写的寄语与王福春老师一直鼓励他的话不谋而合：“把镜头多对准人。”

　　这给了黄庆军沿着摄影之路不停奔跑的勇气。

　　1998年，黄庆军参加了《中国摄影》举办的柯达杯专业反转片比赛，“可能是我运气好，一下就进入了十佳。”

　　彼时的黄庆军下岗再就业，开了个照相馆，“拍那会儿流行的黑白照片”。刚下海触动特大，“开照相馆赚的钱，一个月快赶上上班一年挣的。” 但柯达杯获奖后的摄影之旅让他作出一个改变人生方向的决定：关闭照相馆，开始摄影创作。

　　《蒸汽机车》系列崭露头角

　　一本讲观察艺术的书，深深影响着黄庆军，“书很薄，加拿大人写的，讲的是没有数码相机的时代如何训练思维方式。”书里的一个训练方法印在他脑海里：导师在草地上画一个一米的圈，让每人拿着胶片机在里头拍。这种在有限空间锻炼无限想象力的方法对他启发很大，“走在街上，会在脑子里刻意训练自己，有意识地去观察。”

　　几番回首，黄庆军觉得与摄影似乎有着某种妙不可言的缘分，“德国的博伊斯是很前卫的一个人，他表现的都是当代艺术、行为艺术，可年轻时我在三联书店非常奇怪就买了一本他的书，虽然不明就里，但就觉得他挺有意思的。”

　　黄庆军一度对工业场景情有独钟，自1992年到2002年他用十年拍摄了《蒸汽机车》系列作品，使他崭露头角。机会似乎也愿意凑趣。“当时《中国石油画报》定期举办摄影比赛，积分前三名的人每年会被邀请去新疆搞创作。”2003年黄庆军靠积分打进了前三，不久后的新疆行他还“帮忙拍了一个新疆石油的系列作品，他们挺满意的”，后来总编辑找他问，“缺一个摄影师，你愿意来干吗？”就这样，2004年3月，黄庆军辞别大庆，正式北漂。

　　由于蒸汽机车那组照片的广泛传播，北漂不久便又有一家时尚旅游杂志向黄庆军投出橄榄枝，他抓住了这个“开阔眼界”的机会。他印象特深，第一次出国是受芬兰航空邀请去芬兰，在圣诞老人村寄明信片，“去的时候是三月，果真在年尾的圣诞节收到贺卡。”

　　开启“家当”，看到热爱与付出

　　渐渐地，黄庆军感到“拍的风光再好，总觉得没有人看起来生动”。这时，他接手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合作的一个项目， “找一些有特点的人，让他们把自家东西搬出来拍”。那次拍了四个省的四户人家。再次把镜头瞄准人，让他产生创作的冲动，也成为拍《家当》系列的灵感来源。为了开拓自我，那阵子他只要有时间就泡在798，“看更多的艺术形式”，并开始有意识地重新构造拍摄计划。

　　中国那么大，怎么选择拍摄对象呢？2003年的互联网还没那么发达，黄庆军想，熟悉的农村——长白山种人参出名，每家有自己的房子，还有自己的院子，相对独立，也相对好拍。于是他马不停蹄找到村子里，一家一家去问愿不愿意拍。有时挺幸运，“赶上人家正在搬家，上去一说，正好就先停一下、抓紧拍一阵。”大多时候他得说服人家，还得自己帮着往外搬家当，“再不成找人帮着搬，搬完了再给人家搬回去，恢复原貌”。

　　拍完了，有的很少联系他，有的人还常有联系。有的人家早已离开农村，搬到了城市，有的老两口骑行去了拉萨。有对绍兴的老两口去世了，黄庆军还清晰记得2007年拍摄时老两口跟着忙前忙后的样子，“不知道那所老宅子、老家具是否还在。”

　　作为拍摄者，黄庆军有颇多感触，“照片并没有让他们改变什么，尤其是农村，改变都来自他们自己的奋斗。”拍摄中不少人和事让黄庆军深受感动，“有很多人对家乡真切地热爱，愿意为家乡的建设真正去付出。”

　　他指着一张水乡背景的照片回忆，刚联系到这位南浔古镇的沈嘉允老先生时，他在电话里就很痛快，“没事儿，你来拍吧。”等到见面说明拍摄方法，尽管“没想到这么麻烦”，沈老还是表示支持。因为家里东西零七八碎太多了，光搬东西就整整花了一天的时间。可沈老却说，“只要是对宣传南浔古镇有益的事儿，我都愿意做。”

　　黄庆军也曾尝试用同一个主人公表现时空变化，但能二度拍摄的家庭寥寥无几，安永庆是个例外。2011年黄庆军第一次拍摄时，安永庆初漂北京，住在前门边上的一条胡同里，租金一个月300块钱。8年之后黄庆军再次找到安永庆拍摄，他早已离开北京，去福建的乡下租了一所简陋的房子，“静心读书，过着朴素的生活”。

　　这样的改变也触动着黄庆军自己，“过去觉得需要挺多的东西才能满足，现在只希望自己的生活未来能够更简单一点。”

　　好的东西，是有共性的

　　拍摄《家当》的17年间，黄庆军去过近30多个国家，互联网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让他感触很深。也因此，2015年他用23天拍出了《家当-网购》系列。从北京出发到吉林，然后经哈尔滨、漠河，转至内蒙古，再奔赴喀什；再由拉萨到丽江—柳州—杭州，最后在北京一口气儿拍完最后一个场景。同一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人，他们的网购生活在镜头中真实地呈现，也留下很多让他印象深刻的故事。

　　黑龙江漠河的小伙王雅峰通过10年的账单才回想起来，自己在淘宝上的花费已经超过了22万元，他的旅店和家当几乎都是来自网购。他的屋后就是中俄边境线，对他来说，网购是生活中重要的乐趣。

　　生活在新疆喀什的麦合穆提·吐尔逊夫妻，拍摄时妻子怀孕了，按照当地的习俗，孕妇的面庞是不能示人的，但是她戴上口罩愉快地接受了黄庆军的拍摄。当时在南疆，大部分当地人并没有麦合穆提这样的网购体验——他是家族里唯一的大学生，英语、汉语流利，对他来说，网购很平常。

　　贾昱昊和吕雪峰起初是工程师，2011年两个小伙子辞去工作，定居拉萨，经营客栈。客栈里近八成的东西都是网购而来，咖啡机、“手办”，还有他们酷爱的户外装备。拍摄时他俩套上睡袋，笑逐颜开。对于他们来说，网购帮助他们实现自我。现如今，他们转出了客栈，分别生活在福建、陕西。让黄庆军骄傲的是，这张照片被中国日报选作《动感亚洲》的封面，亚洲新闻社长还把书送给了李克强总理。

　　在所有《家当》作品中，黄庆军坦言最喜欢2007年8月拍摄于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的那张照片。它不仅曾被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看中，韩国策展人具本昌也曾表示这张照片“就像国画里的上品，也是《家当》里的上品”。在拍摄时，打动他的就是当时的画面，很干净。他觉得“好的东西，一定是有共性的”，古老的物件、现代化的风力发电，碰撞出很多让人深思的线索。

　　这张照片收获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回应。黄庆军隔三岔五就接到一个国外的邮件，表示“想刊发这些照片”。一个荷兰小伙子还说，高中时是因为看到这张照片而到内蒙古旅行。

　　黄庆军觉得，是照片中那些平时不被注意的、被遮蔽的物件引起很多观者的共鸣。很多人留言说它们见证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生活方式的变与不变。黄庆军感到欣慰的是，在拍摄时自己最注重的恰恰就是这些情感与环境。

　　和罗伯特·弗兰克一起“扫街”

　　黄庆军经历过很多有意思的事。至今他都觉得难以想象，曾经和心目中神一样存在的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先生一起去拍照，一起“扫”过街，一起晒过太阳。“2012年在纽约第一次拜访大师，他送了我一本他的成名作《美国人》并签上名，看完我的作品后，他又把书要了回去，补写了一句话：‘感谢你给我看这些照片，帮我打开一扇看中国的窗。’”

　　他们还一起去布鲁克林“扫街”，虽然黄庆军英语并不流畅，但他能领略到，“弗兰克在不断尝试，他那时还是用胶片机，但他的观察能力和思考方式总在变化。”大师的一举一动也让黄庆军若有所思，“如果他拿了我一张照片，就会拿出一堆自己的照片，铺开、摆好，让我挑一张。”

　　2012年10月英国著名服装品牌Paul Smith创始人保罗·史密斯在《卫报》周刊上看到黄庆军的作品，联系到他，表示很喜欢他的作品。2013年9月份黄庆军去伦敦时，两个人见了面，保罗还收藏了一幅他的作品。

　　见到德国摄影家托马斯·鲁夫的经历更奇妙。最初托马斯·鲁夫受邀到北京讲课，给黄庆军留下深刻印象。2017年在威尼斯双年展逗留期间，黄庆军给托马斯写了一封信，没得到回复。之后到达托马斯所在的罗塞尔多夫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黄庆军连续又写了两封信。惊喜的是，第二天不仅收到邮件，还清楚写明了门牌地址、登门时间。让黄庆军感到震惊的，不仅仅是托马斯拥有的巨大工作室，“他竟然没有任何助手，全部是自己一个人做！要知道他的艺术风格变化很大，且不说早年成名的肖像，后面拍星空、拍机器也全是独自完成，完全不可想象。”那次拜访时间虽然很短，但黄庆军获益匪浅，“解了我很多困惑，而且德国人做事很严谨，他们把材料做到极致，确实为我洞开了一种思维方式。”

　　黄庆军坚持自己的拍摄原则：尊重被拍摄者，包括他们想表述的东西。“哪怕是为了真实的记录”，也不要“触及被拍者的隐私”。他觉得做艺术需要冒险，未来他正着手准备“可以自己跟自己对话的”形式，不需要去麻烦别人，“能不能成功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在尝试。”

　　文/本报记者　李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