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来了，国内诸多媒体的目光都转向了那片每天都在创造奇迹的运动场，电视上滚动播放着我国运动员摘金夺银的精彩时刻。而且，从陈燮霞获得第一块金牌时起，我们的媒体记者就总能在第一时间赶到运动员的家里，采访其父母、亲友，向观众披露运动员在现实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某著名女运动员的现任男友是一位港商的公子，某位小将家里有一张专门为其准备的行军床，某位金牌得主在加入国家队之前曾经去外地打工，不一而足。在媒体的渲染下，我们也就事无巨细地知道了明星在生活中的另一面。

　　这种自由而宽松的报道气氛，彰显了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闻自由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普通民众对资讯的渴望和猎奇心。但其中可能存在的盲点是，我们的媒体忽视了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最早提出隐私权概念的布兰代斯教授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每一个人都有被赋予决定自己所有的事情不被公之于众的权利，都有不受他人干涉搅扰的权利，并保护个人的著作以及其他智慧或情感产物。隐私权被很多国家认为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上升到宪法的高度。诚然，知情权也被认为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报道社会民众感兴趣的事件和人物，是新闻媒体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重要实现途径，但这是以不侵害个人隐私权为前提的。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是其中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从几年前的璩美凤偷拍光碟事件，克林顿性丑闻，到最近的“艳照门”事件，都凸显了公共人物隐私权面临的窘境。

　　何为公众人物？通常而言，公众人物是指因特殊的地位或表现而为公众所瞩目的人，他们掌握着社会的权力资源、财富资源或智力资源，能吸引最多数的民众注意力。政府官员、公共活动家、科学家、企业家、影视明星、运动员以及重大事件的当事人，是最常见的公众人物。他们之所以成为公众人物，除了自身的与众不同外，往往是因媒体的广泛传播，因此很多明星都希望媒体可以多关注他们，甚至有意“炒作”他们。由于公众人物的很多行为，都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要实现对公共利益的舆论监督，也要求加强对公众人物的关注程度。例如，政府官员私下接受请客送礼，有可能涉及腐败，媒体予以公正报道，可以证实或澄清一些民众的猜疑。作为公众人物，对于必要的舆论监督有接受和容忍的义务，这也是让民众信赖的重要保证。从这种意义上说，公众人物选择了聚光灯下这个舞台，就意味着自愿放弃了一部分隐私。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公众人物的行为和生活，并不必然都与公共利益相关。他们也希望在民众关注的背后，有一块属于自己的不被打扰的空间。公众人物的身体隐私、个人住宅、私生活以及一些与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个人信息，都应当在保护之列。但是，在大众传媒日益市场化的今天，受众多寡被当作衡量媒体运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吸引公众眼球也成为很多新闻报道者孜孜以求的效果。而很多公众感兴趣的采访和报道，一旦涉及公众人物，很容易侵犯隐私权。我国《民法通则》虽然没有单独规定隐私权，但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皆考虑了对隐私权的保护。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以何为界？我个人认为，任何基于公共利益而对公众人物进行的报道，都不能不合理、不必要和不谨慎地涉及其隐私。所谓不合理，是指对公众人物隐私范围和程度的公开，超过了基于公民知情权的基本要求，违背了新闻道德原则或公序良俗原则。例如，克林顿性丑闻案中对于一些性行为的细节描述，包含很多低俗淫秽成分，让很多普通民众感到反感，被认为是很不合理的。所谓不必要，是指对公众人物隐私的报道，并不是维护公共利益所必需的，相关信息对于增加公众知情权并无裨益。例如，运动员的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关系和生活习惯，可能就不是公众必须知道的。所谓的不谨慎，是对媒体报道者心态的提醒，因为公众人物的隐私一旦被披露，造成的消极影响或伤害可能是无法消除的，这是对被报道者的不尊重，也是对新闻报道的不负责。而且，报道他人隐私者必须提防可能在随后的官司中成为被告。因报道名人隐私而惹上官司的案件不胜枚举。

　　奥运会的报道，是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关注的大事。我们希望媒体可以给社会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但也要尊重运动员的隐私。对一些可能过于私人的问题进行不当的详细报道，会提高暂时的“眼球经济”，但迎合的却是一部分人的低级趣味，对当事人会产生难以估计的负面影响。我们不希望，在看到运动员表现出奋勇拼搏风范的同时，看到的是无孔不入的媒体展现出“狗仔队”的风格。我们的法律保护每一个公民的隐私权，作为公众人物的运动员也概莫能外。

　　(作者：吴丹红 系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政法大学)研究人员，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