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教师节当天，上海市教委举行了“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授牌仪式。第二天余秋雨在个人博客发表博文，对工作室的前缀“大师”二字进行了解释。原文是这样的，“后来我想，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

　　余秋雨的这番话，很容易令人想到一个成语，“巧言令色”。偷换概念和玩文字游戏，功夫深到这种地步，的确让人无言。按照这个逻辑，完全也可以这么说，比“老”字等级更高的是“大”字，要不为什么江湖上对权高位重人士总喜欢称谓“老大”而不是“大老”呢？

　　其实“大老”换一个字叫“大佬”用在余秋雨身上也很合适。因为，无论从余秋雨的作品还是其呈现在各种媒体上的公众形象中，虽然很少看到过他身上有多少大师气象，但“大佬”味道倒是一直不缺的，比如在青歌赛上对战战兢兢的选手进行点评，比如在博客上发表“含泪劝灾民”……“大佬”的扭捏作态跃然电视和网络之上。

　　这些年，“大师”帽子满天飞，但大家多还是比较含蓄，虽然安享“大师”名号带来的各种优厚待遇，起码嘴里还谦让推脱一番，说一两句什么“这都是大家捧场”之类的客气话。但余秋雨就不那么“虚伪”，他无比坦白而真诚地承认自己“叫叫‘大师’也可以”，而且还是“退一步”的，就差亲自吆喝观众鼓掌献花了。

　　“大师”一词在中国最早被用于有高德的出家人身上，此后很多年，这两字只专用于追赠死去的高僧的谥号。据称目前活着的和尚只有一位“星云法师”被尊称为大师，其他在佛教界资格很老的和尚，通常也仅被称为长老而已。为什么佛界一个被谨而慎之使用的词语，到了文化界就泛滥起来了？余秋雨总算还走了一截子“苦旅”，很多现在还在大学里教书的教授、讲师也迫不及待地想当大师了，乃至于搞出过不少闹剧。

　　柏杨写过，“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如此看来，“大师”倒真的像柏杨形容的容器——酱缸，没跳进来的急着往里面跳，跳进来的被“酱”得两眼一抹黑，乐陶陶地沉浸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大师情结中，全然不知道自己姓啥名谁了。

　　“大师”也像是隐藏在通往中国文化复兴道路上的一个陷阱，一定有人知道，只有绕着它走，才有可能到达一个更高的高度。而事实却是，大家都发现了陷阱的存在，可没有一个收脚的。智慧如季羡林先生，曾发出这样的昭告，“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在季先生看来，“大师”即便是桂冠，也是荆棘编成的。相比之下，那些头戴“大师”高帽而安之若素的人，胆量和勇气包括脸皮之厚度，都很令人钦佩。

　　“所谓大师，不过是年龄比较‘大’的‘老师’”——如果余秋雨对大师作出这样的诠释，反而更具向大师学习的风范。上得去下得来的才是大师，上不去下不来，只能是一尊虚假的人造神像，在云端待久了，会感到高处不胜寒的。愿所有“大师”都警醒，顺梯子爬下来吧，天上太危险，还是脚踏实地安全些。(韩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