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不少高校，包括几家名校在内，相继出台了一项“政策”。举凡博士生导师招生，需按人头向学校缴纳一定数额经费，从三千到一万不等。换言之，如果每年招收两名博士生，则需缴纳两万;三年之中，共招六人，则需向大学缴纳六万人民币。有的学校规定，每位博导每年限招一名学生，多招一人，缴纳一定数额银两，按人数递增。还有的大学规定，倘若导师“手上没有项目”，则停招博士生。

　　教授是大学雇员，为学校打工。招收研究生，培养训育，属于打工的分内事，并未因此多拿薪资。学生入学，各秉其智，各逞其性，钻研某一课题，三年五载，晨钟暮鼓，拿到一个叫做“文凭”的纸本本，欣欣然惶惶然去谋生计。导师从旁督导，不时敲打，还是希望小树成材，薪火相继。愿打愿挨，两厢情愿，构成了现代大学的常规生产机制，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存在原因。而且，学生既已缴纳学费，国家更是按照学生人头划拨相关经费，则羊毛出在羊身上，羊毛还要用在羊身上。仅就俗常意义来看，大学的功用不外乎两项，一是培养学生，二是从事科研。否则，便为不务正业。置此情形，教授带学徒，是在为学校打工，则一切教育成本，当然应由大学承担，也是大学的日常正当支出。

　　可是，既是在为学校打工，教授们为何要为招收博士生付费呢?而且，更为奇怪的是，真的就有不少教授甘受宰制，一年又一年，自掏腰包付费。莫非大学教授“阶级觉悟高”，为了祖国的未来，义薄云天，因而有此义举?或者，有此怪招?虽说教授们未必都是“叫兽”，但是如此绝尘的“觉悟”，恐怕既非当今这些嘴力劳动者所能有，亦非其所当有，更非其所实有。抑或，大学教授们体谅办学经费紧张，共度时艰，于是慷慨解囊?可如今大学虽然难说富裕，却绝不至于穷困至此。再说了，教授们缴纳的那点钱，还不够养活校长书记的座驾，难抵他们招待“上面”的一桌酒钱。都在说“信息公开”，官家也有义务公开，可你看看，哪家大学敢于将吃喝拉撒的招待费公开。要不然，大学当局旨在藉由“收费”提醒打工仔们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要他们唯谨唯慎，恪尽职守?可现实情形明明是怨声载道，并未因此而对“机会”感恩戴德，甚至适得其反。如此这般，这样打理与自己员工的关系，除非是土老冒山西黑窑主，不然恐怕就连昔年珠江三角洲的黑心工厂主，也难得这样做吧。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里隐藏着一个关于经由“分类”而“规训”的深奥原理，而演化为落实这一原理的中国式闹剧。诸位，刻下中国的所有大学均为教育行政部门“分管”，也就是教育部及其各级厅局辖制下的“基层单位”。集权式行政的特点在于人、财、事“一把抓”，其极端者，连尊辱和真理亦且垄断于己，视情批发。置此情境，“博导”作为一个名号，是教授这一职业的高级工种，不仅名额有限，而且审批权限严控于行政。教授们“当上了”博导，不少人醺醺然以为“船到码头车到站”，懒得理“人”。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学术自主理念的主导下，教授们好像掌握了招生人选的决定权，也欣欣然不得不担负起这一职责。这便等于将行政辖制放逐，实质上直接侵蚀了行政的主导性质，进而似乎有意无意间“逸出”了规训的框框。

　　如何收拾?全民动员式的直接整肃显然不是上策，思想政治教育也早已不灵了，没人愿意闲下来聆听。于是，技术化的经营管理式应对公共生活的路数应运而生，而有上述博导们“交费招生”的怪招，看你还牛不!规训是层级式延伸扩展的，自上而下，层层包抄，最后落实于教授人头。可怜那叫做“博导”的教书先生们，为了保住高级工种，明知被敲诈，还是乖乖忍了。个别极其强项的，退出这一序列，经由“再分类”，主动“规训”到另册。

　　那么，为何责令“手上没有项目”的导师停止招生呢?笔者闲来无聊看电视，瞅见一个“学者型”官爷在上面诈唬，咧咧“没有项目怎么做研究?”他不知学科不同，开展研究所需初始条件并不一样。吴大猷先生说一支笔一张纸就能“搞数学”，并不是吹牛。而就诸多人文社会学科来看，一辈子不做“项目”，并不妨碍专心致志，精深钻研。有“项目”，自是好事，至少买书复印资料的钱有了着落。没项目，也无大碍，大不了自己掏钱买书复印资料罢了。但是，问题在于，上头以大学每年申请到了多少“项目”作为评价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大学当局为了向上交代，于是逼着哄着教授们申请项目，并且将有无“项目”与是否招生挂钩。而所谓的“项目”，几乎全部来自公权力。就“文科”来看，全是命题作文。这也是为何“项目”累累，而像样的著述却难得一见的原因所在。

　　晚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急遽世俗化的历史过程，传统的政治动员方式逐渐退场，让位于技术官僚式、经营管理式的公共生活治理方式。置此情形下，“公民的政治经济”势必为“市民的政治经济”所取替或者遮蔽，导致“公民的政治经济”未彰，“消费的政治经济”先行。此种治道，不仅告别了政治浪漫主义，凡事不争论，甚至于“打左灯向右走”，信奉“发展是硬道理”，而且，它放逐了对于公共生活的批判性反思，消隐了对于“共善”和“良善生活”的自由主义政治追问，斩断了有关政策、法律和国家的自然法考察，甚至于着意模糊民族理想和基于公民理想的政治热情，满足于让整个社会安于生产和消费。换言之，以对于市民生活的私性幸福而非公民的公共生活的满足，以换得公民的政治认同。因而，其与过往“疾风暴雨式”的社会整合方式的区别，不仅在于其温吞与技术含量，而且更在于此种治理取消了对于良善本身的追问，迫使一切臣服于“数目字”的统计。

　　博导交钱招生的闹剧，正是转型时刻，想玩此种“数目字”统计的技术，结果却太无技术含量的故事。这是西洋那边新的老故事，我大唐这儿旧的新招数，虽说并无稀奇，却又确乎新颖，为中国自有现代高等教育以来所仅有，而恰成一!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