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跳楼”、“跳桥”示威频繁，到有跳桥讨债者被推下，前者显示“正常途径”的无力和“一个人的示威”作为非常解决之道的模式化，后者显示“个人示威”因为“效果最大化”而与市民情绪产生的冲突。但有人被推下后，市民反应的两极化，显示了人们在利益与道义之间的各种选择

　　广州海珠桥，爬桥讨债者被一名老汉推下。事情很简单，但引起的反应很复杂。

　　桥梁、大楼以及其它一些高点，正在成为将个人遭遇提升为公共话题的地方，所谓“跳桥秀”或者“跳楼秀”并非以自杀为目的，而是个人把自己的问题设置为公共议题，并希望借此得以解决的方式。

　　就每一单个事件来说，后面都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广州海珠桥自4月1日以来，已发生12 次爬桥事件，起因有车祸逃逸、医疗纠纷、儿童走失、货款被欠等等。但从总体上看，作势跳桥显示了“正常途径”在解决相关问题上的无力，至少，这些人已经失去了“正常途径”解决问题的希望或者耐心。

　　作势跳楼或者跳桥虽属非常行为，但不能理解为一种“反体制行为”，因为使个人的问题公共化，还是寄希望于体制能够在自己的具体问题上合乎情理地运转。而真正对抗体制的行为，是诉诸暴力，是自求报复，是求助于黑势力，是从心理上完全成为逸民……

　　作势跳楼或者跳桥频频出现，是基于互动作用的存在。有些问题可能确实因为这种行为而得以解决，但如果按照“正常途径”则解决无望。有些问题可能在作势跳楼或者跳桥以后并没有解决，但每一个作势跳楼或者跳桥的事件，都会成为公共话题，这是最起码的，个人问题成为公共话题，至少不会比不成为公共话题更糟。

　　有人认为，既然“跳楼秀”或者“跳桥秀”意在通过公共影响获得问题的解决，那么大家都不理会，或者以一种他所不希望的方式来理会，就可以遏制“跳楼秀”或“跳桥秀”。然而，如果一个人对体制所寄的最后希望都应当“不予理会”，那么“跳楼秀”或者“跳桥秀”可能是没有了，但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更严重了呢？

　　但是，“跳楼秀”或者“跳桥秀”，确实是影响到了市民的正常生活。例如广州海珠桥不到两个月就有12次因有人声称跳桥而被堵，怨声载道。“跳楼秀”或者“跳桥秀”，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示威”，产生影响的基础在于人们对其遭遇的同情，但如果“一个人的示威”总是中断人们的正常生活，它就成为一种奇怪的挟持关系，市民正常生活成为某个弱者的筹码。这样，人们对这种示威行为的反感就不可避免，从而减少对这种行为的道义支持，示威者将越来越难以达到其目的。

　　这次海珠桥发生的事件，出手推人的虽是一名老人，而后面实际上有着现场市民的情绪支持。必须指出，这名老人不是执法者，无权参与事件处理，而且其行为造成了后果，应当受到法律追究。哪怕是无人受伤，这名老人自行参与事件处理，并且鲁莽出手的行为，也是必须接受处理的。有人受伤，引起的法律后果就更加严重。但客观地说，这名老人或许并无伤害的故意，他是要把人推落到气垫上，而不是让人受伤。在现场气氛之下，这名老人上去推人，显示的是示威者与受影响的市民之间的紧张关系。

　　海珠桥事件现场的管理，必须对推人受伤事件负很大责任。那名老人向现场处置人员提出要帮助解决事件，未被获准，又能够突破警戒爬上桥去，这是警戒疏忽。

　　从“跳楼”、“跳桥”示威频繁，到有跳桥讨债者被推下，前者显示“正常途径”的无力和“一个人的示威”作为非常解决之道的模式化，后者显示“个人示威”因为“效果最大化”而与市民情绪产生的冲突。但有人被推下后，市民反应的两极化，显示了人们在利益与道义之间的各种选择。

　　“正常途径”在哪里，“个人示威”就能够中断市民生活吗？但无论如何，把人推下这样的处置方式是必须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