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庙堂乡”三个字，将从我市（重庆市）行政建制上永远消失。

　　2007年底，这个本不适宜人类生活的地方，开始生态扶贫整体搬迁。短短1年多，绝大多数人离开了这个“重庆第一穷乡”。

　　如今，全乡2308人，走了95%。除了留守的17名干部，只剩下135位村民。

　　那么，最后的庙堂乡，到底是什么样呢？

　　庙堂乡档案

　　庙堂乡，位于巫山县东北部，地处高寒山区，与湖北神农架接壤，平均海拔1735米，人称“重庆小西藏”。

　　全乡5个村，648户2308人，特困户402户，特困人口1642人，占全部人口的71.1%。全乡一共出了2名本科生，3名大专生，27名高中生，10名教师，2名医生。

　　庙堂山高坡陡，交通闭塞，幅员面积82平方公里，森林面积11万亩，仅有3000余亩陡坡耕地。村民大多在1000米至2400米的中高山上耕作。有金钱豹、香獐、金丝猴、娃娃鱼等保护动物和珍稀植物。

　　野猪“哼唧哼唧”每天来赶场，几十只乌鸦在灶台上走来走去

　　“快看，野猪！”5月21日傍晚，记者乘坐的越野车快到庙堂乡政府时，山坡上几头野猪闯进视线，顿时驱走大家连续两小时颠簸带来的疲倦。

　　临时充当司机的庙堂乡乡长龚道辉，索性将车停下来。“嘿!嘿!”大家用力吆喝，10多米外的野猪，却依然悠闲地迈着步子，“哼唧哼唧”，这里嗅嗅，那里拱拱。

　　“现在的庙堂，野猪比人多。”龚道辉说，自从村民大量搬出庙堂，这里就成了野生动物世界，经常有野猪招摇过市，成群的乌鸦飞来飞去，偶尔，还有猕猴跑到公路上学人走路。

　　在乡政府煮饭的杜德珍说，一次早起做饭，她发现几十只乌鸦在灶台走来走去，估计是找吃的。至于野猪，就更不稀奇了，每天晚上都到街上“赶场”。

　　当地村民对野猪早已见怪不怪，纷纷用鲜艳的彩条布将房屋和地围起来，防止野猪闯到家里。

　　龚道辉没有想到，短短一年多，绝大多数村民就“逃离”庙堂，野生动物成了这里的新主人。

　　其实，村民的“逃离”，早在意料之中。

　　庙堂乡党委书记向兴浩说，庙堂几乎没有平地，大多耕地在半山，四肢并用才能爬上去。无法浇水、施肥，只能春天站在高坡“天女散花”播种，然后坐等秋天收成。

　　这个离县城165公里的乡，1999年以前没有公路，出门只能步行。

　　1991年，新元村村民吴祖香左脚被毒蛇咬伤，无法抬出山医治，丈夫杨元忠只好在赤脚医生陶忠敏指导下，用锯子硬生生锯断妻子的伤腿……1999年，付出好几条生命的代价，山民终于在悬崖上抠出一条不足2米宽的天路。

　　公路通了，交通依然不顺畅。一下雨塌方，就无法通行。乡政府好几次接到通知，匆匆赶到县城开会，发现会已开了一个月。

　　公路通了10年，死了上百人。一旦公路上出车祸，大家都不会问“死了多少人”，而是直接问“车上有多少人”。

　　“交通靠走，通讯靠吼，治安靠狗”，基本是庙堂的写照。这里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2万元，一直是重庆最穷的乡镇。

　　2007年夏天，突发的山洪将庙堂来回冲刷了一遍，村民最贵重的固定资产——土坯房，化成一摊烂泥。巫山县县委书记管洪带队进山视察灾情，算了一笔账：给庙堂修好公路，加上水、电、气等配套设施，没有1.5亿根本拿不下来。

　　经过慎重果断抉择，一场浩大的迁徙就此拉开序幕。

　　祖祖辈辈生活在庙堂的村民，在摸底调查中，全乡2308人中，有99.3%的人愿意搬走，并在随后的一年多里匆匆离开。

　　他们清楚，只有走出大山，才能摆脱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