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东湖边，缀满绿叶的树雕交相掩映，翠绿的色调布置、诗意的名字———鸟语林，让人一时忘却高温的浮躁。

　　9年前，湖北省武汉市林业局将“鸟类救护站”的牌子挂在鸟语林门口，按理说，这里应该是鸟儿的天堂，然而，这几天，鸟语林却陷入了一场风波，“鸟类救护站”的牌子也已被取下。

　　一个月前，武汉市森林公安局查获一起贩卖猫头鹰案件，警方将救出的猫头鹰寄养在鸟语林内。一个月后，这14只猫头鹰却悉数离奇死亡。

　　此事在武汉引起轩然大波。

　　14只猫头鹰离奇死亡

　　5月14日凌晨，武汉北收费站，湖北省高速民警对过往车辆进行例行检查。一辆从山西开往广东的长途客车缓缓停在民警面前。

　　打开客车行李箱，一股异味从一堆用塑料布层层包裹的物品中散发出来。司机在民警的要求下打开包装布，里面是6个箱子。民警用手摸了摸箱子，感觉一阵冰冷。司机称，行李箱是客人托运的行李，不能打开。僵持之际，一阵“咕咕”的叫声从箱内传出。

　　在民警的要求下，司机勉强打开箱盖，一只惊恐不安的猫头鹰出现在众人面前。

　　经清点，箱内共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猫头鹰17只，其中3只已经死亡。

　　高速公路民警迅速将此案移交至武汉市森林公安局，森林警方将存活的14只猫头鹰送到武汉鸟语林寄养。

　　6月13日，一些武汉市民前往鸟语林探望这14只猫头鹰时，却听到鸟语林工作人员说，这些猫头鹰都死了，原因是在运输过程中，猫头鹰受了重伤，救治无效。

　　闻此消息，武汉市森林公安局民警很是惊讶：“犯罪嫌疑人为运输方便，只不过将猫头鹰的爪子用胶布缠住，解开后，一个个还都活蹦乱跳的，怎么说死就死了，而且连个尸体都找不到？”森林公安局认为，目前非法运输猫头鹰的案件尚在办理中，猫头鹰还是重要证据，即使死了，鸟语林也应该及时通报。6月18日，森林警方依法传讯鸟语林的3名饲养员，由于未找到证据，3人被释放。

　　而其后不久，一位市民向当地媒体曝出内幕：

　　这位市民称，他的好朋友江某特别喜爱动物，经常到鸟语林去玩，与那里的饲养员比较熟。今年四五月间，鸟语林的一名饲养员赵某先后拿出两只猫头鹰送给江某，让他养着玩。后来，这两只猫头鹰都死了。江某还先后得到赵某送的猫头鹰爪子、鸳鸯蛋等。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这位市民特意出示了一只猫头鹰的爪子。

　　武汉森林警方迅速对赵某进行询问。赵某承认曾经将猫头鹰送人，而对警方寄养的14只猫头鹰，赵某称死亡原因是被饿死的。

　　鸟语林负责人告诉记者，在鸟语林内，工作人员都准备了充足的喂养食物，只是猫头鹰被捕获后已受到惊吓，又经长途运输，惊恐心理导致其拒绝进食。

　　鸟类保护站管理没标准？

　　据鸟语林工作台账显示，今年以来，鸟语林共收到武汉市民送来的鸟66只。森林警方寄养的14只猫头鹰无记载。

　　鸟语林负责人告诉记者，警方在寄养猫头鹰时，曾写下一份收条，所以对这14只猫头鹰并没有登记入台账。

　　这些猫头鹰都到哪儿去了？鸟语林的台账中，关于动物死亡的记载，只有寥寥两页，今年死亡的7只鸟类记载中，并没有猫头鹰。

　　武汉鸟语林负责人称，在收养野生鸟类后应按哪些程序进行管理，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明文规定。目前只能按企业经营模式，对收养的鸟类进行台账登记。

　　武汉市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处处长徐用文告诉记者，对保护动物的处置应该报告监管部门。即使动物死亡，也要备案登记，写明原因，向监管部门申请如何处理。

　　据徐用文介绍，鸟语林是一家民营企业，而救护鸟类是一项社会责任，所以武汉市林业局每年向鸟语林支付4万元左右的救护经费。武汉市林业局对鸟语林的管理也是依法进行的，每年都会进行一次年检，期间不定期地进行疫病防治、爱鸟宣传周等检查活动，“不过，近期鸟语林没有报告所救护鸟类的去向。”

　　野生动物保护法需细化

　　日前，武汉市林业局已经收回了鸟语林“鸟类救护站”的牌子。

　　湖北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鸟类专家唐兆子认为，救助站的管理亟待加强。

　　而对于野生鸟类的救护，首先就要有一批专业的技术人员，他们应该了解鸟的种类、习性等等；其次，救助站的人员要有很强的敬业精神。

　　既然野生动物救护是项专业工作，那么对于救护站点的资质有没有要求？

　　“我们开展工作的依据是野生动物保护法，其他方面还没有具体的规定。”徐用文说。

　　“就目前来看，野生动物保护法还存在原则性太强、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的具体实施细则描述不够等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列举了两点为证：其一，野生动物保护的成本由谁来承担，这一点在野生动物保护法里没有提及；其二，野生动物保护的边界在哪？受保护的动物能不能用作观赏？这些问题也没有规定。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熊家军认为，目前，对于救护过程及救护后的野生动物的处置问题，也还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

　　乔新生提出，如能为“动物福利”立法，则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在“动物福利法”里，对于野生动物救助机构需要哪些资质、行政管理部门如何对救护工作进行监管等等问题，都可以作出明确的规定。本报记者 胡新桥 本报见习记者 余飞 本报实习生 马东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