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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拿回无罪判决书的路上，汪庆把车开得很慢，“总共两公里的路，走了起码两个小时。”他不时把车停在路边，掏出判决书再看一遍，看着看着就泪如泉涌。为了这个判决，他在1988年出狱后已经申诉了10年

　　本刊记者/韩永

　　投机倒把罪：生于1979，死于2009。基于这一罪名在适用范围上的模糊不清，与其说它是一个法律术语，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政治工具。

　　1981年4月19日，在广东省电白县工商局，前去讨说法的该县农民汪庆被抓。

　　他当天带着妻子到县里做产检，顺便去县工商局问问：自己前段时间被冻结的一笔资金，何时能解冻？

　　汪庆的妻子等在回去的车站外，却再也没有等见丈夫回来。

　　此时的汪庆，已被警方拘留。1年零3个月后，他被电白县法院判处10年有期徒刑。罪名有3个，其中最重的被判了9年，罪名是“投机倒把”。

　　这一罪名，在1982年改变了3万多人的命运。

　　同时被改变的，还有中国发展的轨迹。

　　神奇的“二道贩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徜徉在改革与开放的宽松氛围里。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滋润的广大农村，正在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电白县观珠镇农民汪庆，从时代的变迁中嗅到了商机。他把当地盛产的沉香从农民处收集过来，卖到国营的药材厂或医疗站，从中赚取差价。由于他讲信用、大方，脑袋又比较活络，逐渐打开了销路，销售额节节攀升，一时远近闻名。不仅农民求着汪庆，政府也找上门来。他说，在最多的时候，自己做过9个公社的推销员。

　　在经过近30年的禁锢后，中国人的求富欲望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集中爆发，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推销员遍布全国各地。在私营经济的发源地浙江温州，个体企业已经超过10万户，奔走于各地的推销员高达30万名。

　　当时，这些人不仅寻求成为国营企业的供货商，也寻找国营企业外的其他目标。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国家允许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决定。

　　由于长期被压抑的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流通不畅又造成供给不足，当时的市场价格要远远高出计划价格。其中的价格差被一些精明的生意人发现，流通领域一时热闹非凡。据统计，当时全国有各种公司30多万家，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在流通领域混饭吃。用温州“八大王”之一胡金林的话说，这些人就是“二道贩子”。

　　汪庆与公社的合作方式，是公社出一笔钱，用来收购沉香，待沉香卖出后，原来的那笔钱，再加上双方约定的利润，一并还给公社。“被冻结的那笔生意，当时公社出2.5万元，生意做完后，我要给公社3.5万元。”销售的货款不直接给汪庆，而是先给公社，再由公社转手。

　　汪庆的生意越做越大，在带给公社可观回报的同时，自己也收入颇丰。“最多的时候，我手里的流动资金有20多万元。每一年的收入都在两万元以上。”

　　当时，一个处级干部的工资，一个月才上百元左右。

　　有钱后，他跑到广州，买了辆进口摩托车，从广州一直骑到300多公里外的家里；他还花了900多块钱，买了台上海产的“金星”牌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