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讨劳动合同 农民工立生死约

　　●何正文兄弟来京打工5年没有劳动合同，工资被克扣投诉无据

　　●两人担心遭报复，共同商定如果一人遇难则子女由对方抚养

　　何正文 46岁，四川阆中市妙高镇农民。

　　五年前他来到北京当建筑工人。来京之前，何正文南下打工15年。

　　由于没有劳动合同，他常常被克扣工资。

　　直到今年再度目睹过工友被打投诉无门后，他瞒着妻子，偷偷与在同一工地的弟弟签下生死契约后离开工地，将劳务公司提起仲裁。

　　考大学、搞致富、下广东……

　　46岁的何正文长于四川农村，打工漂泊于四方。他一辈子都想做成件大事，却一次次失利。

　　为了讨份劳动合同，今年9月份，他被拖欠半年工资后，连夜离开工地，将劳务公司告上劳动仲裁委员会。

　　近日，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仲裁委员会向其送达受理通知书，确认12月15日下午开庭审理。

　　然而，正是在这段等待开庭的三个月中，何正文又再度打起了没有合同的黑工。

　　得奖高手生病无缘高考

　　毕业后他没再与同学联系。他瞧不上打扑克，闲来就找工友要报纸看，大伙也习惯了他的严肃和寡言。

　　如果不是当年错过高考，何正文或许不会打了近20年工。

　　如今46岁的他，约1.7米高、110斤重，与大多数的农民工一样头发纠结、皮肤干燥，盘算着赚点血汗钱后回家养老。

　　高中二年级下学期，他大病一场，加上家境贫寒，没能撑完最后半年(当时高中为两年制)去参加高考。他至今记得自己成绩不错，参加过数理化竞赛拿了三等奖。

　　“有的当老师了，有的是干部。”毕业后他没再与同学联系，偶尔听村里人说起总又不敢打听。

　　说这话时，他习惯性地抱着双臂，低头皱眉，操着夹杂着口音的普通话，努力地要调动书面语。

　　据一位同乡工友说，平时他也是如此，虽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却不喜欢吃辣椒，也瞧不上打扑克，闲来就找工友要报纸看，大伙也习惯了他的严肃和寡言。

　　只有北大、清华等高校的大学生来工地放电影、做普法宣传了，他才活泛起来，不被动员就主动去听，并津津乐道于他们的来头，日后还保持短信联系。

　　生产队长南下流浪打工

　　由于读过高中，他被推举做了生产队长。他说动几户农民办起了副业。等他想把这几户联系起来“形成规模效益”时，没人响应了。

　　不过，在1985年的川北山村，在170多人的自然村，读了高中的他仍是佼佼者，大伙推举他做了生产队长。

　　那时的他就爱听广播，还订了份《农民文摘》，拿小本子记下养殖专业户的故事，走家串户讲给同乡们听。有几户被说动了，办起副业，每年多了几十块收入。等他想把这几户联系起来“形成规模效益”时，没人响应了。

　　于是，干了三年的生产队长，何正文南下打工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不懂粤语的他流浪于南方，在工厂做过小工，在农场做过杂役。

　　广东惠东有片绿色高科技农田，管事的似乎是个大学老师，何正文管他叫教授。在农田打工的六七年间，签了一辈子唯一的劳动合同。

　　每天工作八小时，每月工资600元，合同里写得清清楚楚，那时的日子简单快乐。先后有了两个孩子，都夭折了，他不敢对未来有奢望。

　　“可惜赚得太少，还是没能清贫下去。”何正文说，同一时期，在工厂做工月收入1000元，在工地能拿到1300元。

　　何正文选择了到工地，他需要钱。

　　维权组织者被工友瓦解

　　工地说好是男女同工同酬，但要结算时女工工钱被压低。他将工友组织起来决定围堵工程部。不料翌日工友瓦解了。

　　此后，受气、被扣钱如一部长寿剧般，在何正文的打工生涯中不断重放，虽然他坚持认为“咱是走正道的人，不惹那些事”，虽然他走路、坐船坚持来左去右，落座前先用手擦把椅子，哽咽时会拿出纸巾别过头去擦鼻涕。

　　去年春节前，他和妻子在唐山做工。说好男女同工同酬每天70元，但结算时工头将女工压低到50元。读过书、年龄稍长的何正文组织工友，决定择日围堵工程部。不料翌日工友就瓦解了。

　　在何正文的生活中，理想总是没赶上现实的火车，他长叹“快半百的人，没办成一件大事”，直到近半年来的两件事刺激了他。

　　今年3月，何正文与小其7岁的胞弟何正武通过老乡介绍，来到北辰香麓工地。

　　3月中旬的北京乍暖还寒，一个雨夜，何正文听到工地外的哭闹。江苏工友石二东与其母在铁栅栏外苦求见领导要工伤费。石二冬称，他春节前在此打工时从地下室跌落，脊椎损伤，但因没签劳动合同书，工头不承认工伤。

　　“雨下了一夜，他们也待了一夜。”何正文心里不是滋味。收工后，他溜去项目部工棚，假装在聊天发短信，其实已暗自存下墙壁上张贴的各负责人职务、姓名和手机号。日后，他又主动联系上石二冬，叮嘱他主动给工头打电话，并做录音。但结果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何正文的妻子席君华也目睹了一件不平事。席君华在西站附近一家小饭店负责杀鱼。一天，不到20岁的小杂工偷吃了把花生米，主厨发现后三次将其推倒在地。

　　当晚，据席君华说，小杂工就被辞退，由于没有合同，挨了打也无处说理。

　　“十年后，我儿子也可能被这么打。”笑呵呵的川妹子席君华眼泪滴答直落，她的儿子现年8岁，正在老家读书。

　　为了不让以后儿子也受同样的气，何正文瞒着妻子，决定赌一把去做件大事。

　　倔强农民打黑工讨合同

　　生活总得继续，他一边为合同申请仲裁，一边打黑工。工友们散伙前聚会，他唱了《国际歌》，末了喊着“让我们这种思想冲破牢笼”。

　　他们要讨一张劳动合同，要申请仲裁。

　　仲裁的主意是何正文出的，他已暗自盘算一个月了。

　　3月份来工地时，工头蒲坤阳承诺何正文兄弟每天120元-130元，但5月20日，蒲坤阳从工地消失。9月5日劳务公司撤出该工地时，非但没发3月6日至5月20日的工资，还以每天70元-80元的标准发放了5月22日至9月5日的工资。

　　“工资不是上帝施舍的，是我自己挣的。”不满的他在白天干活时，找机会与弟弟商量诉诸法律，弟弟同意了。

　　十余平方米的小房，每月130元租金，兄弟俩挤在一张床上，定下生死盟约，即一旦因报复遇难，只要两人中任何一人有能力，须将对方子女视如己出抚养成人。而所谓床，也就是木板下垫了八层砖。

　　下定决心后，何正武又找了个工地干活，何正文则开始做起诉讼准备。当时他手头上唯一的书面证据就是9月5日结算时拿到的估工单，但他不怕，并自学法律。

　　那一晚，由于怕遭报复，兄弟俩搬出工地，决定次日由哥哥去申请劳动仲裁。此前，9月11日，何正文已前往仲裁委员会打听相关手续。

　　“历史上、当代史上都有人要做出牺牲。”9月13日晚，弟弟记下了何正文这句话。

　　9月14日上午，何正文到劳务公司所属的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请。在大厅等待时，他没有犹豫，唯一的担心就是搜集来的证人证言是否有法律效力。

　　撒把盐到水里，即便没搅动，也会有点味儿，他坚信。

　　散伙后，工友们聚会，大伙哄他唱首歌，他没多想就唱了首《国际歌》，末了喊着“让我们这种思想冲破牢笼”。他平时最爱听广播评书《岳飞传》，他听了两遍，因为欣赏岳飞“对父母、对国家，都有那么一份责任感”。

　　不过，为了生计，几天后何正文也告别了租住地，到弟弟所在工地打黑工，照旧没签《劳动合同书》。

　　几天前，他终于等到了仲裁委员会通知———12月15日开庭。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张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