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歌城的唱歌环境健康、清洁，重庆无偿为全市176家大型歌城安装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一旦有人在这些歌城里点唱低俗等违禁歌曲，文化执法部门中央监控系统内的红灯立即自动闪烁报警。(12月21日《拉萨晚报》04版)

　　重庆这一举措，看似严防死守，其实难免荒唐可笑。既然文化部门坚决不允许唱低俗歌曲，何不直接要求卡拉OK经营者们清除这些垃圾？既然这个高科技的监测系统能做到你一点唱它就报警，那为什么不让这套自动系统，在消费者未点歌前，就将那些不健康的歌曲过滤掉呢？客观地说，包括“低俗”在内的文化产品，监管难度相当大。一方面，低俗的边界在哪里，健康的标准是什么，至今争议不绝；另一方面，“低俗”产品处于动态管理中，包括各地文化管理部门对上黑名单的低俗歌曲，也常常更新，于是，A地宣布低俗的违禁品，在B地依然大摇大摆地存在；甲地允许制作发行的产品，在乙地就被视为低俗成为监管对象。而低俗产品屡禁不绝，与生产制造方和经营方背后的利益驱动有一定关系。报警查处挪至消费者这一终端，有其无奈之处。

　　但重庆文化执法部门的这一监管之策，也折射出当下监管的一种普遍现象。从审计风暴到矿难问责，从食品安全到药品风波，一桩桩问题监管，无不一次次让人发出“监管能不能关口前移、再前移”的强烈呼吁。这是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监管者失位、失范、失察，也是“失连”—— —监管的不同阶段和环节相互脱节，使得本应无缝对接、联系顺畅的责任闭环不时卡壳断裂，造成“失连”，让不该发生的事有了生存空间。

　　把监管放在终端，无论采取多少严厉举措，都不可取，其效果也未必能达到预期。这种看似严格实则惰政的管理思路，不仅要付出经济的、管理的成本，还将面临着社会成本甚至政府信誉成本的伤害。实际上，就算政府对经营者实行的是免费安装管理服务系统，但费总得有人承担，是由我们纳税者支付这后期的管理成本。（吴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