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四川农民工在从广西乘大巴返乡途中，因受凉感冒而戴上口罩，结果同车乘客以为他们患了甲流，通过“民意表决”将他俩撵下车。俩人被迫深夜在高速路上摸黑赶路，被路政执法人员发现后送到医院，检查发现患的只是普通感冒。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热议。

　　对大巴上发生的这件事，一些人认为撵人下车的“民意表决”，只能算“伪民主”，甚至是“反民主”，还有人将两位农民工比成被“民意”判处死刑的“苏格拉底”。而在笔者看来，这些乘客在当时的情境下，可能并没考虑那么复杂。他们将两位咳嗽的农民工撵下车，应当主要是出于保护自己健康考虑。众所周知，甲流是传染性很强的疾病，而且正处于流行时期，对其有集体性恐惧完全可以理解。

　　应该说，虽然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民意表决”也显得比较“文明”，但这些乘客撵人下车的行为极不妥当，因为他们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利。难道可能患了重病的乘客，就应当受到歧视和排斥，在半夜被扔到高速公路上，忍饥受冻、听天由命吗？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两位农民工既然买了车票，就应当被安全运抵目的地，谁也不能随意撕毁运输契约，剥夺他们乘车的合法权利。

　　不过，如果光停留在批评乘客们损人利己和司机屈从于“民意”上，仍然不能看透事情的本质。其实，即使真的在大巴车上发现甲流患者，如何对他们进行合理的处置，原本就不是同车乘客们的职责。车上发生了“多数人暴政”之后，或许我们更应当追问的是，这令人遗憾的一幕何以能够发生？是否在哪一环节有所缺失，哪些人该做的事情没做到位，才让乘客们被迫去越俎代庖？

　　将视线跳出乘客的博弈之外，或许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看出，至少我们的交通运输和疾病防控工作，是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好的。比如，运管部门是否该对司机进行培训，让他们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能够作出积极有效的应对？再比如，卫生部门能否改进宣教工作，降低社会群众对甲流的恐慌，可否在公共交通场所设置服务点，让疑似甲流患者能及时就医？总而言之，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在场的话，乘客们就不至在面对疑似患者时，非得去自己进行“民意表决”，做出残酷的“孤岛求生”之举了。

　　当然，生活中的每一位普通人，都应具有一定的公共精神。但是在社会运行的过程中，面对关系到公共利益的事情时，不能让普通人去承担超额责任，或以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方式去解决难题、终止纠纷，而必须由公共部门负起责任。不往更大、更远的方面说，春运就要到了，在公共交通工具中遇到病患的情况肯定会出现，衷心希望有关部门能未雨绸缪，多一些全面考虑和周到安排，让所有乘客都能有保障地出行，无需重演类似的“民意表决”。（李 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