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司治理没有“最好”但有“更好”
围绕公司治理，曾经出现并且还将出现许多种理论，实践则更为丰富多彩。公司是把资本、劳动、知识、管理、土地和资源等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发挥出最大功效的经济形式。迄今为止，公司也是能够把集体和个人、自由和约束、合作和自利结合得最好的社会组织形式。
近代以来，由于企业规模的扩张，企业所有者逐渐将经营权移交给职业经理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带来的治理问题遂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资本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带来了股份制公司的繁荣，也使得公司股权愈发分散。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和内部人控制问题日渐突出，公司治理的理论也从“股东利益至上”的单边治理向“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转变。2001年，以“安然事件”为代表的财务丑闻曝光，使人们认识到即使在美国这样法制完善的国家，上市公司的治理也存在很多缺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使人们意识到，金融机构治理不善带来的风险外溢和金融市场危机可以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公司治理不可避免地受到各国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文化理念的影响，不过，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还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在其数百年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目前它们的经济正在向知识和创新驱动模式转型。我们既要借鉴发达国家关于公司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也需要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出发，探索出既适合我国市场发育现状又能最大限度促进变革和进步的治理模式。
公司有共同的生存发展准则。这些必须在公司治理中得到普遍贯彻。例如，权力受到制约；执行得到监督；在兼顾社会福利的同时追求盈利最大化；如此等等。但是，公司所处的国家不同，行业不同，运营的技术、自然条件不同，决定了公司治理的形态也必然会不同。充分竞争的制造业、零售业与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公司治理机制肯定会有较大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同一公司，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历史时期，环境变化很大，治理方式也必须不断发展变化。中国企业与美国、日本、德国或巴西、印度的企业相比，在公司治理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可能完全不同，千万不能开错药方。
谈到公司治理，人们常常会提起企业文化。这个名词其实并不久远，刚刚有30年的历史。我们丝毫不用怀疑，在这方面中国的企业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也已经积累了不少独特的经验，然而总体而言，可能还不能说中国的企业文化已经强过美欧公司，正像我们说中国是文化资源大国但还不是文化强国一样。
三、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已经取得历史性成就
如果说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那么公司治理结构就是提升效率和防范风险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战线。市场约束、政府的监管、中介和媒体的监督都很重要，但都是居于后面的几条战线。
明年是我国改革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20周年。党的十四大之后，中央即着手研究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当时国有企业改革被作为重中之重。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许多的新观点、新概念，其中与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相关的名词术语最突出。许多老同志都查辞典、找资料，相互之间争论得面红耳赤。参与研究和起草文件的洪虎、陈清泰、孙树义、周小川、蒋黔贵、李剑阁等同志都很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也都能学习借鉴他人的意见。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中国的现代公司文化，本来就没有多少基础，实行计划经济和经历多次政治运动之后，更是荡然无存。我们是从给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引进外资和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这三个方面起步，逐渐构造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制度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的双重推动下，我们在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
首先，上市公司率先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搭建了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各司其职的治理框架，并逐步加强了股东大会的职权。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加强了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监事会的设立，强化了上市公司内部监察职能。上市公司经理层的市场化选择机制也逐步优化。其次，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不断完善。1993年确定了指定媒体的信息披露制度，2001年推出了上市公司季度报告披露制度，2009年又推出了创业板的定期报告披露标准，逐步形成了差异化的信息披露制度安排，并实现了披露规范与国际标准的接轨。第三，强化了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公司法》、《证券法》明确，在特定条件下，赋予股东以股东大会召集权和临时提案权；扩大股东的知情权；当公司或股东利益受到损害时，赋予股东以派生诉讼权和直接诉讼权，在董事选举中引入了累积投票的表决规则，等等。第四，坚持了职工民主管理要求，普遍设立了工会组织，员工被视为公司的宝贵资产。第五，树立起强烈的企业公民意识，许多上市公司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在这个方面 ，我们不少企业的行为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