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诗人余光中大度面对突发尴尬 旷达而幽默

　　余光中先生面对一份突如其来的尴尬，又大度了一次。那一刻我就坐在他的边座，亲眼目睹。所以，内心又是一声长叹。

　　当时，卢诗人取出一册《乡愁——余光中诗歌精选》，敬请余先生签名留念。我在旁一瞅，心里顿时就紧。卢诗人信心满满，说这册书是自己一直珍藏的，是放在自家书架上的，因为今天要与余先生共进晚餐而特意带上的，又说这一册不会是盗版的，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相当正宗。

　　我听着，疑虑未消，因为看这册书，封面设计红红绿绿，有花里胡哨之感，不太符合诗集的纯文学风格。

　　余光中先生打开书，翻几页，又翻几页，凝视良久。

　　余师母也从旁探过脸来，仔细看着。

　　我心里暗想，可不要再上演哭笑不得的一幕啊。不由想起了数月前的一次造访。

　　那天，当余师母客气地说“余先生马上就下来”时，我以为楼梯会优雅地响，但是我在这100平方米面积的居室里没有发现任何楼梯，正在奇怪的时候，忽然门开，戴着格子鸭舌帽的余光中先生从门外走了进来。正为“下来”与“进来”纳闷时，余师母讲解了其中原因。原来，这套位于7楼的居室是新买的，头顶上的8楼居室是原先的，楼上楼下之所以不想打通设个内部楼梯，是因为“我们这个年纪了，总是要走的，房子可以分着留给后代，她们是不愿意上下打通的。”

　　诗人夫妇思虑问题的周全与旷达，令人感动。

　　余先生私宅位于台湾高雄一个比较优雅的地方，住宅区名唤“左岸”，余先生似乎对这个居住地相当满意，指着窗外强调说“对面就是公园”，但我看见的却是个极小的街心花园。小公园与这幢临街住宅楼之间有条川流不息的马路，我就问彻夜的汽车声吵不吵人，余先生说没事，住在8楼，声音很小。

　　这也是一种旷达。我知道，声音是直线传播的，7楼8楼正是接纳噪音的佳处。我原先一直以为能把“乡愁”写到极致的余先生必是寝宿于鸟鸣声中的，谁知“大隐隐于市”，当街而写作。

　　随同两位温州籍的作家先来拜见余先生，是因为要接他们夫妇去餐厅就餐。余先生几天前就热情表示，对于来自浙江的作家访台团是必得安排一次餐叙的。但是当温州的翁诗人取出一册标有“余光中著”的诗集《乡愁》，称是特意从大陆买妥，要请余先生签名留念时，余先生却表示从未见过这本书，使拜访者有些意外。

　　看看书的封皮，也是大陆中部某省份的著名省级出版社的，硬壳装潢，气派得很，封面设计也十分精美，于是话题不可避免就扯到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余师母说大陆的方方面面对《乡愁》一诗的刊用有几万次了，从没见事先征求意见的。偶尔有什么单位来函征询作品可否列入某某“选本”，同意之后，却从此音讯全无，既不见样书也没有稿酬。有一家更绝，经去电询问，竟回答说之所以没有下文，是因为“责任编辑离开了”。余师母好奇地问：这也算是一种理由么？她又说：这在台湾是不可想象的。

　　先生清癯的脸上却只见旷达的笑容，他没有对此话题作任何评说，只是含笑取过笔，在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自己的著作”上，依着扉页认真签下自己的大名。仿佛，只要是《乡愁》就好，只要这种典型的诗人心绪能得以传输和放大就好，“不经作者同意的出版”似乎是第二位的。

　　当然这并不代表余先生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表示宽容，这仅仅说明心胸的旷达。

　　在随后的晚宴上，余师母谈起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往事，比如她受“台湾有很甜的西瓜”这句话的诱惑，糊里糊涂上了空军的一架轰炸机去了台湾，本来挂炸弹的弹钩上那天挂满了“避难者”大大小小的行李。她还回忆起她童年的往事，原来她也出生在我们杭州，而且出生在杭州下城区的刀茅巷，她还保存着当年刀茅巷的照片。这一下子倒叫我睁圆了眼睛，因为我也是出生在刀茅巷的，在刀茅巷有我4岁的童年。于是我跟余师母建议，下次她来杭州看看时，我一定陪同她去找找当年的这条巷子，这条巷子现在还在，拓宽了，仍叫“刀茅巷”，余师母有大的“乡愁”，我也有小的“乡愁”啊，虽说我这辈子一直居住在这个拥有“刀茅巷”的美丽的城市，不曾离开过。

　　据传，刀茅巷是当年岳飞打造“刀矛”之地，毋庸置疑，岳飞的乡愁比我们更大。

　　镜头回到此刻的晚宴现场“乾隆舫”四楼大包厢，余光中先生对手中的这册书凝神一番后，便以轻柔而又坚决的口气断定：“没有见过这本书，是盗版。”余师母也接着证实，从没见过这样的书。于是，这个场面又成了那天翁诗人递书的翻版了。

　　此书“盗版”的状况，依我想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有人假借“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印刷了这本书，书号也是假冒的，百分百的“盗”行；第二个可能是，这本书也出自正规的出版社，然这家出版社在印刷挣钱的同时，“忘了”与作者取得联系，盗了他人的劳动成果。这是否算100%的“盗”，我说不准，出版社可能有出版社的辩解，但对作者而言，心里感受应是一样的，盗就是盗。

　　又一次的尴尬，怎么办呢？

　　卢诗人也连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

　　余先生不动声色，也无叹息，亦无摇头，只是取过一支笔，打开书本扉页，恭恭正正地写上“卢文丽留念”，然后签上自己的大名。好像是一位诗人亲自将自己钟爱的作品集赠给另一位诗人。

　　我在一旁默默地看，再不说话，真是为大陆的知识版权保护状况难为情，但愿叫我不要第三遍看见这样的尴尬发生。

　　而旷达的余光中先生依旧旷达，没有表露出一星半点遗憾之情。依我推断，他已经数十遍数百遍地做过同样的事了，他对这种“违规”、“违法”已经不抱任何彻底纠正的奢望，只是一遍遍地打开扉页，用一只84岁的手腕握住笔，表达自己对于诗友、后辈、读者的诚挚的情感。

　　卢诗人捧回诗集，一时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话好。

　　其实在题签这本诗集之前，余先生还表现出了一种旷达，也可以说是他的一次宽容，因为这件事是因我而起的，我为此也纠结了好一阵子。事情是这样的，在下午斟酌宴请地点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浮在运河上的这般硕大豪华的“乾隆舫”是没有电梯的，建造的时候就是不被允许安装电梯的；而宴请包厢，偏定在4楼。这就带来个不大不小的后果：让80开外的余光中夫妇一直走上楼梯，而且那楼梯还比较陡。上楼之后，一路陪同余先生前来的陆宁先生对我也露出了“小有责备”的眼神，这眼神我是读得懂的，因此汗颜万分，急忙解释说我当时只是要求“乾隆舫”的掌门王秋月女士“拿出最好的包厢来”，压根儿没考虑到电梯问题。当然我知道我的解释十分苍白无力，好在余先生后来对此没有半句提及，只是微微一笑，而且在晚宴后还为热情干练的王秋月女士题写了一幅“龙年上乾隆龙舫，与乾隆同享口福”，直喜得这位“船主”合不拢嘴。我赶紧提醒王女士手持题词与余先生在包厢的“九龙壁”前合影。余光中先生又补充说自己属龙，于是热情的王秋月女士立马用了“九五之尊”这个吉祥之词，诚请余先生逢95岁生日时，一定再来杭州，再登“乾隆舫”品尝“乾隆宴”，而且还要像今天这样 “迈步走4楼”，众人闻言皆大乐，而余先生也当场含笑颔首承诺。这叫我暗自大松一口气，我今天“步行登楼”的不周全安排反而有了一个“健康晚年”的新诠释，真是阿弥陀佛，感谢船主。

　　晚宴间，余光中先生曾指着杭州特色小点心“葱包烩”打趣说，既然“葱包烩”包的是秦烩，老百姓因为恨秦烩而把他吃下肚去，但是杭州还有一道特色菜叫“东坡肉”，其字面意义那可是“苏东坡的肉”，秦烩与苏东坡融合在同一个肚子里，可不是“忠奸不分”吧？于是大家笑，都说有趣，我便说，这就可以编一谜语，谜面叫“葱包烩与东坡肉同时入肚”，打一词语。

　　我说了这番话之后，余光中顿时就扭脸看定我，认认真真问：以“蒙古帝国”四字为谜面，是打哪一个人名？

　　难住我了，答不出。一桌男女谁也答不出。余光中笑，给出谜底：“黄亚洲”。

　　哦，这可是一个辽阔的地理以及历史概念，难得余光中先生有这份“旷达”的联想与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