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近代史研究：从“不可交流”到“共识”

　　我们立在海峡的两岸，面对着同一段历史。两岸的近代史研究，走过了从“不可交流”到“争议”再到“共识”的一路。本刊特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汪朝光，就两岸学术交流在有限的篇幅内予以简要梳理。

　　对话

　　受访者：汪朝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

　　抄资料抄到登机超重

　　青阅读：台湾的刘维开先生对您的《1945-1949；国共政争与现代中国》非常欣赏。据透露，您曾在台湾把整个抗战胜利以后，好几次国民党全会的记录全部抄下来了。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汪朝光：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因此，大概每个历史研究者对于那些档案文献资料，尤其是那些深藏库中、从未公开、却极有价值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总是有特别的敏感与兴趣，我也不例外。记得第一次去台湾时，看到那些有关民国历史的档案文献资料，确实非常兴奋，觉得犹如打开了解读历史秘密之窗，恨不能都抄下来或复印带回，不过，史料无穷尽，这样的想法也只能是想法，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只能就自己所能尽量搜集更多的材料。

　　说个趣事，那些抄录或复印的历史资料，总觉得很珍贵，回来时坐飞机，舍不得托运，怕丢了，只能拎着无比沉重的箱子上飞机，在放入行李舱时，空姐过来帮忙，刚一接手，便“哎哟”一声，“怎么这么重呀”！按规定随身行李只能带5公斤，而我的那箱资料是17公斤，严重违规，好在她表示理解，没有罚我的款，装的不是奶粉，而是学术资料，哈哈！现在比较简单，多数情况下都是用电脑工作，抄再多的资料，一个半斤重的硬盘就足够了！

　　1982年美国两岸学者初次遇见

　　青阅读：据我目前了解到的，两岸近代史学界的交流，最初始于1987年蒋经国的解禁。据说当时两岸学者的交流既不是在台湾，也不是在内地，而是在美国，当时两岸碰头，经常会有纷争？不知道您是否亲历这样一个阶段？当时争议主要集中于哪些问题呢？可否举例一二。

　　汪朝光：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长期处在对立状态，学界也几乎没有任何交往。这种情况在80年代逐渐有了变化。目前所知的两岸学界初次交往确实是在美国。

　　那是在1982年，还是在台湾“解严”之前，美国学者邀请两岸各自组团，参加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亚洲研究年会”有关辛亥革命的专场学术讨论会，因为两岸都尊崇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所以那时也就这个话题还可以将两岸学者聚在一起。大陆学者由著名历史学家、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先生带队，台湾学者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秦孝仪先生带队，有意思的是，两岸的带队人都是当时两岸有关各自执政党历史研究的最高主管。

　　因为彼此不了解，据说两岸学者行前都有内部讨论，对于会议期间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出预案。会议开始时，两岸学者都比较严肃谨慎，除了学术讨论，基本没有其他交往，但是等到会议结束时，情况就有了变化，双方也有了一些学术之外的往来和话题，毕竟大家说的是同一种语言，而且都好吃中国菜，都能喝点也愿意喝点中国白酒呀！

　　当然，双方的学术观点还是有许多不同，比如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大陆学者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台湾学者则定义为全民革命，围绕这个话题，大家有许多的争论。两岸学术的交往便是这样起步的，或许当年那些两岸学术交流的先行者也不会想到，二三十年之后，两岸学术交流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的广度和深度。

　　1991年内地

　　首次举办两岸学术交流

　　青阅读：社科院近代史所邀请台湾学者来内地，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吗？第一次在内地的两岸学术交流，您亲历了吗？那是一段什么样的过往？

　　汪朝光：社科院近代史所与台湾学界的学术交往大约开始于1991年，因为是辛亥革命80周年纪念，两岸对于这场革命和孙中山先生又有较多的认同，所以以此为契机，互相邀请对方参加己方组织的学术讨论会，由此开始了进一步的交往。那时我还是青年学者，未曾实际恭逢其事，只能是在外围帮点忙而已。

　　“大陆多年不见的朋友

　　在台湾的档案馆里相见了”

　　青阅读：据了解，1996年台湾档案全部开放，许多大陆学者前去。除了写出《1945-1949；国共政争与现代中国》的您，还有哪些人和事让您印象深刻呢？

　　汪朝光：台湾的近代历史档案，从90年代开始逐渐开放，吸引了许多学者前去从事研究。而且随着两岸交往的日渐密切和学术环境的宽松开放，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在利用台湾的档案文献从事研究工作，如今在台湾的档案馆里，随时随地都可以见到大陆学者的身影，甚而是在大陆多年不见的朋友，倒是在台湾的档案馆里相见了。

　　就近代史研究而言，利用台湾资料作出有影响成果的学者可谓比比皆是，比如我们近代史所的学者杨天石教授，有一段时间大概年年都去台湾，非常善于搜集历史档案文献资料，许多台湾学者还没有开发利用的资料，都被杨老师在第一时间用上了。

　　他据此写出的著作，不仅蜚声学界，而且非常可读，在社会大众阅读的层面也很受好评。我每次出差在机场逛书店，都能看到杨老师的著作摆放在显眼位置，这也可以说是学界利用台湾史料研究而成就的佳话了。

　　两岸学界共识越来越多

　　青阅读：这二十年左右的两岸学术交流，大家做学问的角度和史料运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其间有无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互相砥砺的学界佳话？您觉得这些年的两岸学术研究，共识是否在日渐增多？譬如，以前吵的架现在不吵了？

　　汪朝光：两岸的学术研究，就其本质而言，秉承的都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当然，由于两岸的环境差异，学者所受的学术训练有别，关注的问题和做学问的路数也有一定的区别。

　　台湾的老派学者比较讲求实证，不太重视理论，特别讲究史料的丰富和可靠，而新一辈学人，受到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比较注重理论分析和框架构建。大陆学者，对于历史的研究有个从宏观思考到微观观察的转变，最近若干年来都比较注重个案研究，但年轻一代的学者也开始受到社会科学方法的影响，这方面两岸有相似性。而且，两岸的中年以上学者过去更多关注的是政治、外交方面的“大”历史和“硬”历史，而最近若干年以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学人开始更多关注社会、文化方面的“小”历史和“软”历史，两岸历史学的发展趋势在这方面是有相近之处的。

　　两岸学者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运用的史料、论证的过程、得出的结论，现在的共识越来越多，包括在过去认为是比较敏感的方面，也都能客观看待。比如大陆学者会如实肯定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台湾学者也会注意到蒋介石的独裁专断、战略失策。分歧当然还是有，学术观点是不必也不能“舆论一律”的，但与过去政治意义的分歧有别，现在即便大家的看法有分歧，多半也是学术方面的分歧，可以平心静气地讨论。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朱玲

　　故事

　　“善意的批评，比虚假的奉承使人受益”

　　1999年第3期《近代史研究》上，刊登了内地学者杨奎松对台湾学者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的批评。

　　文中，杨奎松谈及了自己对陈永发新著的四点印象： “锐意求新，但尚有欠缺”、“研究深入，但着力不均”、“ 客观平实，但规范不严”、“议论风生，也有可商榷之处”，对观点的偏颇、史实的出入提出了细致到页码的异议。

　　在“写在结尾的话”中，杨奎松称，“陈永发教授是笔者的朋友，并且可以算是笔者的学长。在读过他的这本大著之后，笔者也有过片刻的犹豫。但我还是冒昧地把这篇可能多少挑剔的、并不十分全面的书评写了出来。我很感谢陈教授同意我发表这样一篇尖刻的评论。我相信，善意的批评远比虚假的奉承更能使我们大家受益。”并透露“本文乃应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编辑部所约而成，并已刊登于该通讯”。

　　陈永发后来据此批评修订了著作，两位学者之间的友情也由此得以升华。

　　声音

　　王奇生：

　　我们互相反省自己，

　　我们客观吗？

　　我回想我十一二年前，在台北参加了一次民国军事史的研讨会。那个会上面是这样的，有大陆的学者跟台湾的学者，是为了一些基本的问题在争论，我们这边叫解放战争，他们叫剿匪抗乱。我们的差异很大，但是我们今天的书是叫国共和战。当时我们提出来，我们两边都放弃，我们也不谈解放战争，你们也不谈剿匪抗乱，我们叫国共内战。我们两岸学者基本上都认同国共内战，但是当时有一批国民党的老兵来旁听我们的会议，结果他们听到我们说要用国共内战来概括的时候，他们痛哭流涕，因为他们是从战场上走过来的，他们就认为这哪儿是国共内战？

　　我们的历史研究者已经太冷静了。所以这样一个历史变化之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些年来，台湾方面的资料开放，大大促进了这块历史的研究。还有一点，除了档案的开放之外，也在于两岸学界的互动。两岸学界恰好它不是一个声音，我们在互相反省自己，我们的立场客观吗？为什么人家会这么说？不仅去反思，我的立场是不是客观的，是不是中立的？这是我们学者之间两岸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些年来，刘维开教授的书能够在大陆出版，书里面的观点我100%接受，任何质疑的地方都没有。几乎我们两岸学者坐在一块讨论，这个历史已经很难分清彼此。

　　(摘自2013年7月北京大学教授王奇生在台湾学者刘维开新著内地首发式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