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8日电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随着两岸故宫合作，分隔60年的雍正文物终于将在台北相会。这迟来的重逢，其实有许多文化在前铺路：自1949年至今，台湾与大陆文化从冲撞、压抑、激荡到渐次融合，早已混血出新的品种，丰富了各自的文化，也为彼此搭起理解的桥梁。

　　光是戏曲，两地就交融出多样面貌。台湾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所长林谷芳指出，早在日本殖民时期，台湾戏曲界就和大陆同业来往频繁，小西园掌中剧团的武场，就是用京剧锣鼓；京剧的唱腔、武打、身段，更丰厚了歌仔戏底子。许多大陆人擅长的杂耍、功夫，也在来台后成了歌仔戏之宝，明华园台柱孙翠凤的爸爸孙贵便是其一。

　　文化混血 烧饼儿俺想你

　　昆曲也在台湾巧思下，在两岸掀起年轻新浪潮。“若没有台湾，昆曲绝对作不出白先勇的牡丹亭。”林谷芳指出，移民社会特有的包容性，让台湾独具一种细致幽微的生命情境，正是此含蓄之美，成就了新版牡丹亭的精致视觉。

　　1949年后，在国民党当局政策教化下，对大陆文化的乡愁在台湾产生奇妙混血。东吴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刘维公笑说，上世纪70、80年代盛行的校园民歌如《龙的传人》，不少人高唱着自己从未去过的长江、黄河，后来民歌在大陆广受欢迎，描述台湾本土景致的“外婆的澎湖湾”，倒成了大陆客最想看的景点之一。

　　80年代末本土口号渐兴，文化选择改由市场机制决定。不论是以民间社会为背景的《人间条件》，或是以眷村为主的《宝岛一村》、《光阴的故事》，都叫好叫座，观众也不限于单一族群，显现文化混血经验已稀松平常。

　　早期被压抑的其它语言，也和“国语”(普通话)交织出台湾特色。刘维公举例，“熊熊”(闽南语：突然)、“撩落去”(冲下去)、乃至结合“客家国语”和“闽南国语”的“粉口爱”，已几乎人人爱用。而台湾女生爱用语助词、说话娇滴滴，也在大陆掀起流行。

　　“台湾和大陆相互的文化创新，绝对是好事，来来去去才有新东西。”刘维公认为，如建筑师登琨艳所说，“该接枝出新品种，不用竞争，而是竞合。”

　　岛内最近热播的肯德基早餐广告似乎正是启示：油条喊着“烧饼儿，俺好想你”，却见烧饼已夹入西方口味的薯泥、生菜。当全球化的混血来势汹汹，两岸文化的混搭更擦出奇妙火花。

　　大江南北菜 拼出团圆饭

　　6岁时，詹宏志从基隆搬到草屯，离“台湾省政府”所在地中兴新村不远。不久后，他的两位阿姨也嫁进了中兴新村。现在回想起来，1949年所带来的文化差异与融合，詹宏志是在童年的餐桌上慢慢察觉的。

　　作家、出版人詹宏志的父母都是所谓本省人，父亲是矿坑工程师，工作之故认识不少外省朋友。詹宏志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带板鸭、腊肉等外省食物回来，母亲却不知道该怎么弄，“难吃得不得了”。一直到三姨丈、四姨丈出现，他才发现外省食物的美味。

　　詹宏志有六位阿姨，婚事都由他的母亲一手操办。詹妈妈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在本省、外省通婚还得面对社会压力的年代，为两个妹妹安排相亲对象时，特意挑了在“省政府”担任公务员的外省人。

　　詹宏志说，母亲认为这些外省人知书达礼，安分守己，他们孑然一身来台，没有公婆亲戚的家累，又特别珍惜婚姻。事实证明，阿姨婚姻非常幸福。

　　两位外省姨丈的加入，扩张了詹家餐桌的“版图”。多年单身，他们烧了一手好菜，一位是山东人长于面食、一是河北人善于组合大江南北菜。母亲、阿姨也在餐桌上较劲，“过年时，各种好吃的东西一起出炉。”

　　他记得，三姨丈手劲大，自己揉面做的馒头扎实饱满又清甜耐嚼，四姨丈则发明三色水饺，用胡萝卜、韭菜和白菜做馅。

　　詹宏志原本习惯吃油面，开始学姨丈吃白面条，母亲搞不定的腊肉，也变成香喷喷的蒜苗炒腊肉。两种文化在餐桌上的碰撞、交流，在他的回忆中一直是很欢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