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坛的韦氏“纲领” 三大主张能否完成拯救?——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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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坛的韦氏“纲领” 三大主张能否完成拯救?

2010年07月27日 15:44 来源:《瞭望》周刊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针对职业联赛、国字号队伍建设和青少年人才培养,中国足协掌门人韦迪提出的三大主张到底能不能拯救中国足球?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鹏

  世界杯烽烟刚刚消散,中国足协掌门人韦迪就在近日抛出针对职业联赛、国字号队伍建设和青少年人才培养的三大“纲领”,这是中国足球自去年10月反赌扫黑风暴以来的又一次惊人之举。就韦迪的初衷来看,中国足球必须以重典勘正乱世才能踏上坦途,那么,积重难返的中国足球能否真的抓住历史机遇就此转好?

  向管办不分开刀

  “中国足球管理部门长年来管办不分、事企不分的机制不能继续下去了,总局已经下决心,明年引入联赛管理公司运营模式。”具有“铁血作风”的韦迪,7月16日晚在秦皇岛足球学校召开的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他上任以来对中国足球全面发展的工作思路和部署。

  “我们要抓紧组建职业足球联赛管理公司,落实现代企业制度,实现管办分离、政事分开。现在,我们正在积极推进,已经请了一些法律专家进行风险评估。今年联赛结束后就要启动,明年开始实施。总局已经下了决心。”

  “目前,公司的具体名字还没有确定。今后,职业联赛要公司化运作,成立中超委员会,董事长要面对全社会选聘,不能内部指定。以后,足管中心和足协的官员不能兼任公司的董事长,如果万一真从足协产生,也要和足协断绝一切关系。要按照公司法,聘用职业经理人,赛事运作团队和商务推广团队都外聘,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营,靠制度和政策管理。中国足协当然不能撒手不管,比如,选派裁判的工作就不能放。最近,有些媒体报道职业联赛管理公司会整体外包,这是不可能的。”韦迪终于向长期困扰中国足球发展的毒瘤——管办不分的体制陋习开刀了。

  其实,中国足球最让人诟病的就是“足协”,这一民间协会组织机构同时也是体育总局下设的足球管理中心,所谓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为办中超联赛又注册成立了企业性质的中超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又由足协官员担任。中国足协手握权力和市场,足协的行政手段屡屡介入联赛的市场营销,权力寻租的制度空间由此产生。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今年3月就曾经公开表示,“这种体制难免要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无论2004年的“七君子逼宫事件”,还是赌球黑哨盛行,以及最近南勇、杨一民等人的“倒掉”,均与中国足球管办不分有着深刻关联。

  管办分离实际涉及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指足协与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分离;第二个层面是足协的管理和联赛的组织应该分离。从内容上看,第二个管办分离必须以第一个管办分离为基础。韦迪的“纲领”其实已涉及到两个层面,一方面将掐断足球管理者介入市场的可能,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公司化运作招聘负责人而不再是兼任,这无疑是中国足球朝着真正的“市场”迈出的更有力的一大步。

  唯一的担心是,韦迪声称聘用职业经理人等做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中超各俱乐部的一致认可?足协能否真正彻底与之剥离?成立联赛管理公司的构想令人激赏,但如果仍然不能真正与足协彻底撇清并照顾到投资人的利益,则“管办分离”仍然只是幻象。在各体育运动项目均未实现管办分离的中国大环境之内,足协的作用仍然十分微妙,韦迪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办法。

  国家队建设计划

  摈弃“以联赛为本”是韦迪改革的核心主张。“我知道有不少人对此想不通,但我坚持我的观点。足管中心和足协的许多工作搞不好,都和一切工作围绕联赛转有关。”韦迪直言,“以往过于强调联赛的重要性,造成足管中心大多数人的工作都被烦琐的联赛事务牵扯住,天天忙得焦头烂额,国家队建设和青少年培养的工作几乎没有人抓,每支队伍只有3个人参与管理,国家队的训练、科研、后勤保障等方面出现严重问题。”

  “德国队在南非世界杯上的科研团队多达30人,中国男足目前只有1人。国足连台治疗的超声波仪器都没有,比其他体育项目队落后了20年。我们的科研技术支持还是空白,技术部连我们对手的录像都没有,还要找中央电视台借,这怎么行?”

  为此,韦迪提出要迅速组建复合型国家队工作团队、建立国家队保障支持系统(包括信息、科研、医疗、康复、评价等项内容)、启动国家队建设5年计划、10年规划等十条建议。

  从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大获成功继而空降中国足协,韦迪一直被认为是“举国体制”最大的受益者和捍卫者,因此,他将国家队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在预料之中,以国家队为核心的思路也符合人们对于中国足球在国际赛事中取得佳绩的心理期待,同时也与“中国所有项目都能抓好,唯独足球不行”这样的坊间呼声背后的焦灼密切相关。尽管很多人嘴上不承认,心里却无法否认中国足球其实很难脱离举国体制这一大前提,而职业联赛带给人们的失望和打击实在太多了。

  举国体制确能调动优势资源和力量,在短期内实现竞技项目的发展与突破,中国女垒、女冰、水上运动以及独霸世界的乒乓球、羽毛球、跳水等无不如此。就中国足球来说,国字号球队的成绩也关乎着国家形象和民族尊严。韦迪以“国字号为中心”的提法有开倒车的嫌疑却未尝不可——他想改善过于注重联赛、国家队建设疲敝的软肋,而不是将“职业化”彻底拽回“专业化”。

  中国足球职业化带来的失望不是因为职业,而恰恰是因为太不职业。但是,以国字号为中心应该视为过渡之举,是中国足球市场规则远未成熟完善的无奈选择。环视欧洲五大联赛,市场的成功运行和商业化的高度成熟亦为国家队的成绩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西班牙的世界杯夺冠就是最好的例子。唯一的例外大概只有英格兰,英超的巨大成功却无法推动国家队获得成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联赛和国家队之间应该找到更合理的平衡。

  但应当看到,韦迪独尊国字号的提法未必能真正提升国家队球员的能力。事实证明,只有联赛水平上去了,国家队能力才有可能提升;国字号球队绝不是空中楼阁,还是应当将联赛基础继续夯实,同时改善国字号球队建设不力的现状,因此更可行的做法应该是联赛、国字号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令人担心的是,韦迪的矫枉过正可能会限制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市场开拓和联赛水准,反而白白丧失职业化以来的诸多优势。当务之急,应当效仿当年日本选择特鲁西埃时的做法:聘请高水平外教,让其带来一揽子青少年培养计划,在狠抓国家队建设的同时也给各级联赛带来极大改观。

  “力争每年送百名孩子出国学球”

  韦迪认为,青少年足球的发展关键在于撬动出口,出口不畅使青少年足球的发展难有新局面。要下决心推动大学生联赛、重启有业余队参加的足协杯赛、大企业联赛、青少年联赛等。足球是城市运动,在推动青少年足球发展的工作中应坚持向重点城市倾斜、向重点学校倾斜的工作思路,加快青少年足球的发展。

  “对于6到13岁的孩子来说,要以普及兴趣的游戏为主,以增进身心健康为目的,以班级、年级、校际活动为主。中学及大学足球要以推动各级、各类比赛的方式展开,以校际、城际和全国性赛事为形式发展,有些赛事可以与央视、教育部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等单位共同合作。”

  专业青少年人才的培养要积极与各省市体育管理部门合作,多形式推动专业人才链的建设。而启动足球留学计划,“这事不能再拖了,现在许多国内外企业都主动找上门,愿意帮助我们送孩子出国踢球。我们要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多形式、多渠道力争每年送百名孩子出国学球,今年一定要成行!”

  毫无疑问,青少年是足球运动的根基。2002年以后中国足球青少年人口一度随着足校的兴起急剧膨胀,但很快又随着足校——职业俱乐部链条的断裂而彻底坍塌,大批足球少年既失去留在校园继续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也没能学到一技之长立足社会,足球泡沫的溢出和破裂最终导致中国的家长们几乎抛弃了足球,而原来校园足球的三大杯赛也随着职业联赛的构建遭到抛弃,中国足球的青少年根基从未像今天这样羸弱。有数据显示,2014年国奥队可供选拔的注册球员仅400余人,不足日本的十分之一。

  运动人口基数往往决定着运动水平的高低。南勇时代的唯一“遗产”就是推出了校园足球暨“草根足球”计划,让足球重返校园,让更多孩子在学校环境中了解足球、接触足球和爱上足球。草根足球计划的实施为各级校园足球的赛事以及人才的选拔奠定了基础。但韦迪也清晰看到了“出口”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仅仅有普及还不行,高水平球队必须依靠高质量的球员,留洋深造无疑是行之有效的捷径。这也是日本足球、韩国足球称雄亚洲的成功经验之一。

  中国足球不是没有出口的经历,如健力宝球队的整体输出就为2001年的冲击成功打下坚实基础,尽管健力宝模式值得商榷,但谁也无法否认那支球队培养的球员支撑了中国足球近20年。那之后整体出口方式遭到抛弃,于海、石俊等人的留洋成为越来越个人化的选择和输出了。

  韦迪的思路是可行的,如今比当年更有魄力和想象力的企业比比皆是,为什么不能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为什么就不能重拾整体输出的经验?让更多青少年接受高水平联赛或高水平训练营的磨练,对振兴中国足球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对韦氏“纲领”的担忧在于,绝不能急功近利地强调出口而忽略国内青少年的普及和培养,绝不能简单重复健力宝的孤军模式而应当建立更为科学的选派、出口机制。另外,很多有天分的球员回国后却很难适应国内的足球环境或被完全同化,如当年张效瑞这样的球员最终却泯然众人,可见,单单出口还远远不够,还是应当坚持在各级国字号球队中聘请高水平外教,更要与欧洲高水平俱乐部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才有望真正改变国内足球生态,让更多的足球天才不被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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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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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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