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体育20年总结:从不会更糟到倒逼效应

　　编者的话

　　20年光景，中国体育的职业化之路走得磕磕绊绊，毁誉参半——有时大概毁多于誉。但不能否认的是，以“职业”之名推行的联赛，深刻冲击和改变了人们对体育所能承载的社会价值、产业价值的认识，拓宽了体育发展的大众基础和国际视野。在以奥运会为最高目标配置资源、规划方略的中国体育发展体系之外，职业体育的规律、导向，以及轰轰烈烈的场景，展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本报从今日起刊出“中国职业体育二十年再破题”系列报道，思考我国职业体育发展模式，推动体育更好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从1994年足球甲A联赛面世算起，以足球和篮球为代表的中国体育职业化探索，已步入第二十个年头。

　　20年过去，体育界内外关于职业体育的探索和争论仍在继续，但情势已不同于20年前。当年的石破天惊包含有“不会更糟”的勇气和决断，而今天，职业体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惯性已呈现出“倒逼效应”，前进的勇气中更包含对错综复杂的利益梳理和取舍。如果说中国体育的改革以发展职业体育为标志之一，改革无疑正进入深水区。

　　不进则退。

　　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

　　改革确实是人心所向，职业化初期虽然粗糙，却孕育着一种天然的生命力

　　1994年4月7日，全新冠名的足球甲A联赛在成都开幕，开启了中国足球一段激情难忘的岁月。大批球迷涌入曾经门可罗雀的体育场，为自己的球队摇旗呐喊，挥洒热泪。如今回望，从“抢逼围”到“成都保卫战”，那段岁月虽然短暂而且粗糙，却孕育着一种天然的生命力。抱着忐忑不安心情迈入市场的足球人，收获了出乎意料的惊喜。

　　改革的大幕，在1992年6月于北京举行的红山口会议中已经拉开。那是一次被称为中国足球“遵义会议”的转折点，确立了职业化的改革发展方向。早已熟悉了计划体制下办赛思路和方法的体育人，由此涉足一个尚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的领地。

　　紧随着足球的脚步，篮球也迈上了职业化之路。1995年年底，首个跨年度主客场制的全国男篮甲级联赛登上舞台。外援、转会、俱乐部……这些原本陌生的概念，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足球和篮球先后走上职业化道路，并未互相通气，但面临的内因与外因，有颇多相似之处。

　　如果用奥运成绩衡量，足球、篮球和体操、跳水这样的项目相比，投入产出比相当“不划算”。在奥运杠杆的撬动下，上世纪90年代初期，各省体工队已经在削减对足篮排等大球项目的投入和编制。

　　时任国家体委二司篮球处处长的刘玉民回忆说，当时的全国比赛面临一缺经费、二没观众的窘境。“各行各业都在改革，也受到足球的启发。国际管理集团(一家外资体育推广公司)找到我们合作，那会儿真的不太懂，但也没觉得特别困难。现在看，改革确实是人心所向。运动员也愿意，(和体工队相比)总是多一点钱。”

　　篮球处找人翻译了NBA(美国男篮职业联赛)的全套组织法则，还集合了包括篮球、法律、市场、媒体等多方人士组成的工作团队，制定了一套立足于本土环境的章程。“这是中国篮球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改革。”

　　一路走来的跌跌撞撞

　　“下海”尝到了甜头，但体系设计的缺陷和不规范的运行方式，为日后乱象埋下伏笔

　　“下了海”的足球和篮球尝到了最初的甜头。有专业的商务公司联系赞助，联赛冠名费用达到过去财政拨款的数倍乃至数十倍，流失的球迷又回到看台上，媒体加大报道力度，运动员也有了球星的感觉。

　　巨大的传播效应还激发了企业参与联赛的兴趣，老板们站在场边，一掷千金。“不差钱”的感觉展示了体育置身市场的潜能，但同时，体系设计中的缺陷和不规范的运行方式，也为日后的种种乱象埋下伏笔。

　　放宽视野则会带来更多感慨。1993年，社团法人日本职业足球联赛开始第一个赛季，而现代足球的鼻祖英格兰在1992年将原有的联赛解体，推出全新的英超联赛。

　　从时间节点上对比，中国体育的职业化探索起步不算迟。但放在20年的历史纵深中去观照，日本的J联赛从一开始就有周密、详尽、合理的方案，更重要的是被不折不扣地执行。英超的诞生，则是由各家俱乐部坐在一起谈论并主导的市场行为。先天和后天的种种不足，导致中国足球的职业化之路荆棘丛生。

　　2003年，中国足协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制定了新的十年发展规划。2004年，改头换面的中超联赛取代了甲A联赛和球迷见面。本以为新一轮的足球改革即将开始，但在时任中超公司总经理的郎效农看来，“除了中超、中甲、裁判、纪律等几个委员会略具表面雏形之外，其他(规划内容)几乎都未予落实。”至于日后爆出的假球黑哨丑闻，只不过掀开了足球联赛多年积弊的盖子，印证了过去的种种“传闻”，更让人们深思，同是“职业联赛”，为何生南为桔生北为枳。

　　改名也发生在篮球联赛身上。2005—200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登场亮相，时任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李元伟力求“新瓶装新酒”，取消升降级、实行准入制、成立联赛办公室、明确俱乐部的企业属性、追求联赛各方构建“利益共同体”……这些思路和举措，使得篮球联赛没有经历足球那样剧烈的颠簸，且有相当程度的成长，但发展格局的制约，使得深层次的忧患意识依然存在。

　　职业体育仍是新兴产物

　　在运转模式上，传统的体工队建制与职业体育显然有所不同，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冲突

　　“要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恐怕我们要补职业体育这一课”，体科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这样认为。

　　对职业体育的感受，最初是朦胧的、直观的。刘玉民曾受邀去NBA考察，被安排和乔丹照张相，“还在后边等了一会儿”，起初她有些不以为然。但第二天在黄蜂队主场看球时，旁人听说她和乔丹合了影，无不大表羡慕，这让她感受到了职业体育“造星”的魅力。

　　鲍明晓说：“从职业体育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看，是过去300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是按照产业规律、经济规律去运转的。”

　　这样的发展基础和运转模式，与中国体育传统的体工队建制显然有所不同，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冲突。

　　“冲突表现在3个方面”，首都体育学院院长钟秉枢说，“首先是目标，以往就是为国争光，有了俱乐部以后，是否还要满足市场的需求；其次是权限，原来都是政府管，职业体育意味着社会化、市场化，政府不该失位，但也不能越位和错位；第三是利益，协会、赛事运营公司、俱乐部、媒体、观众等，参与的主体众多，利益诉求能否形成合理的协调机制。”

　　无论足球还是篮球联赛，这样的冲突不在少数。

　　有投资俱乐部的老板抱怨，只负责掏钱，球队管理却无从置喙。体育管理部门则担心，权都放了，球队“不听招呼”怎么办。鲍明晓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防止行政权力对资本权力的过度干预，也要防止资本权力对技术权力的盲目干预。”

　　推动职业体育的动力在哪里？由此牵动利益格局的重新构建更是难点。鲍明晓说：“围绕金牌的体系驾轻就熟，日子过得也很舒服。但体育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不仅是拿金牌，要融入经济社会全方位的发展。”

　　“中国体育到了发展方式转型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更全面的体育发展观来引领。职业体育是体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高级形态。这么看，联赛搞了20年，职业体育还是一个新兴产物。”(本报记者薛原 陈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