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中国足球遭行政干预人祸不断 须重大变革

　　一则来自于某专业足球媒体的消息称，“本周，中国足协传来更加震撼的消息：足协将从体育总局中剥离，彻底放权中国足协管理中国足球，实现真正的管办分离。”在国内足球界引发的震动似乎不逊于国足在合肥的那场耻辱性惨败。

　　然而，还没等球迷“消化”这一中国足球的利好消息，中国足协人士就通过新华社“辟谣”：未发布过这一消息，也不知该消息从何而来。

　　一条“假新闻”却引来了球迷的欢呼，这意味着，中国足球亟须重大变革，而面对球迷的欢呼，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若再无动于衷，实在令人心寒。

　　足协莫名“分出总局”

　　“真是莫名其妙，有些报纸根本不负责任，没新闻可写的时候就瞎写。”提到“中国足协将从国家体育总局剥离”的消息，一位足协工作人员异常气愤，“中国足球水平不高，媒体炒作新闻和制造假新闻的水平倒是不低。”

　　卡马乔下课、国家队重组、国家队管理人员或将调岗，“合肥惨败”引发的一系列后果，让扫黑之后的中国足协再次承受了巨大压力，而“中国足协要从总局系统剥离”的新闻，更像是问责国足的结尾高潮。

　　这条新闻对“剥离”时限的预测，是“如果有上级领导推动，估计不出一年就能够落实”——“去行政化”的改革措施却还需要上级领导的行政支持，看似无厘头的逻辑却是中国足球黑色幽默的真实写照。

　　事实上，“小中心、大协会”的改革意图成型于2011年秋天，在约请总局相关部门人士几番探讨后，时任足协副主席韦迪在一次足协办公会上拿出方案：足管中心与中国足协彻底分家，足管中心只设办公室、政策研究室和外事办公室3个部门，“彻底放权”，只负责服务和监管，人员由正式在编的总局工作人员(公务员)组成，而中国足协则设秘书处以及10余个专业委员会。其中，男足国家队单独成立分支机构，人员方面则可以公开向社会招聘。

　　这份意义上最接近于“管办分离”的方案，在足协中层干部中引发轩然大波，不少人开始盘算是留在“小中心”还是投身“大协会”：小中心15人足矣，大协会可以保留足管中心“老人儿”的事业编制，但新聘任的协会人员需要与协会委派的劳务公司签订工作合同。

　　据记者了解，此方案得到分管足球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认可，而“协会人员的平均收入肯定高于中心人员”的薪资体系，也是中国足协“独立”后的应得待遇：作为独立法人实体，中国足协薪资体系依效益而定，庞大的球迷群体和足球运动的特殊地位，则是中国足协这一民间行业社团的利益基础。

　　然而，方案几易其稿，足管中心和中国足协至今仍是“双生兄弟”，至于两年间这项改革方案为何迟迟无法进入落实阶段，就连“双生兄弟”自己也没有答案。

　　行政干预“人祸不断”

　　与协会工作人员的“不满”和“气愤”相比，球迷对“足协从体育系统剥离”这一“臆测性新闻”的态度却是欢欣鼓舞——多年来，中国足协漏洞百出的管理水平，早被球迷公认为中国足球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阻碍，而打着中国足球协会旗号办事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也因为不得不遵从“长官意志”而对中国足球实施行政管理，却屡屡犯下令人匪夷所思的错误，这其中也不乏为其上级管理部门国家体育总局背的黑锅。

　　发生时间最近、涉及金额最大、社会反响最为强烈的“行政干预”事件，当属请卡马乔执教国足。

　　据记者了解，当时足管中心中层干部以及基层工作人员，几乎全部反对用卡马乔取代高洪波：高洪波纵然能力有限，但花去两年时间俨然打造出了整体风格的国足，正面临世界杯预选赛考验，这时用所谓世界名帅替换高洪波，对球队的影响可想而知。但足管中心毕竟不敢逆国家体育总局意志行事，匆忙之中签下卡马乔，自认为顺利完成任务，岂料如今卡马乔的合同已成定时炸弹，主管领导若能免去行政问责都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因此，行政干预足球专业事务，危害之大显而易见，而免受体育系统行政干扰的俱乐部，反而拥有更加自主的空间。

　　“现在中超名气最大的两位主教练，一个是里皮，一个是埃里克森。当初我们请里皮来执教，双方接触的时间超过一年，里皮确认过来执教时，对恒大的考察也有10个月，所以，他来了以后很快就能融入球队。”一位广州恒大俱乐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俱乐部总经理亲自出马选帅，根本不受任何外界干扰。”

　　事实上，足管中心几乎每次违反民意的行政操作，均以惨败收场——阎世铎时代的“2001年联赛只升不降、2002年只降不升”，谢亚龙时代的“为保奥运，联赛暂停、国家队也要为国奥队让路”等荒谬指令，无一不令中国足球加速下滑。

　　“去行政化”大势所趋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绝大多数足球从业人员对于“去行政化”并不“感冒”，他们认为“去行政化”的愿望“过于美好”。

　　“我个人觉得，中国足球这些年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过早地职业化，职业化没有问题，但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是伪职业化，所以在那个时期，匆忙推出一个所谓职业化的甲A联赛，导致了后来一系列问题的发生。”一位业内专家曾与记者探讨过此类问题，“职业化并不等同于市场化，比如说女足，根本不可能推向市场，因为女足在国内没有市场，如果不是全运会有女足比赛这种明显的行政支持的话，估计各地方都要取消女足编制了。所以，中国足球不是不需要行政管理，而是需要科学的行政管理，需要有长期规划、找到正确发展方向的行政管理，不能因为现在行政管理水平差就说要丢开行政管理。”

　　这位业内人士曾陪同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进行过足球调研，他认为，可以用女足的例子来解释行政命令的不可或缺，“美国女足长期稳定在高水平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美国人的观念就认为足球适合女人，所以美国的女孩子从小学就参加足球队锻炼身体。中国人没有这种观念，中国的女孩子都学奥数去了，没有体育锻炼意识，所以要想发展女足，就只能靠行政命令让女孩子去踢球，女足拿世界亚军那批人被称为‘铿锵玫瑰’，就是完全在行政管理体制下练出来的。”

　　不过将“铿锵玫瑰”的成就归功于“行政管理”似有偏颇：世界亚军的荣誉来自专业时代，当时女足在世界范围内尚属新兴项目，但随后将近20年，中国女足仍然完全遵从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成绩却只降不升，不但无缘世界杯，就连在亚洲范围内也跌至二流水平，因此，行政体制对于中国女足的发展也已成为阻碍因素。

　　“党的十八大提出‘简政放权’，对于足球来说太适用了，国际足联章程里早就写着‘足协应该是民间团体，不能受行政部门指挥’，只不过各国情况不一样，才没跟中国足协较真儿。”著名足球评论家王奇告诉记者，“这么多年，足管中心都和中国足协混为一谈，事实证明，这种管理方式根本没法儿帮助中国足球提高水平，所以‘管办分离’势在必行。”

　　本报北京7月13日电 本报记者 郭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