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动请缨回到国家队执教，到检举被克扣百万奖金，发生在原中国跳水队副总教练、现清华跳水队总教练于芬和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之间的纷争，已经延续了近一年。中国体育界如何破解在利益日益多元化的新态势下的矛盾冲突？本期我们邀请沈阳体育学院科研处副处长邹德新教授、《沈阳日报》体育部记者肖江共同探究这场纷争。

　　奖金纷争，似曾相识

　　主持人观察：“于周之争”似曾相识，王军霞与马俊仁当年的分道扬镳，李永波与李矛的反目，孙英杰状告王德显……一系列的纷争事件接连发生，看似偶然的事件中有必然联系。

　　肖江：“于周之争”再一次把体育系统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暴露到公众面前，体育系统内部的利益分配制度、规则不够完善，有些体育人在执行利益分配时又不够严谨，奖金分配就因此屡屡成为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因为钱，曾经情同父子的师徒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这是大家不愿看到的。如果事件当事人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公众人物，那么他们之间的争端也势必给公众带来不好的示范效应。

　　主持人：其实仔细看看不难发现，所有的争端实质上都是在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后，利益如何在多层次、多人次之间分配的问题。

　　邹德新：这些争端的出现根本上是因为运动员的产权界定不清晰，从而导致了分配制度上的不一致。运动员的产权在制度上没有统一、明文的规定，那么运动员在成名之后的利益分割也就容易出问题。

　　利益多元，问题迭起

　　主持人观察：现在看来，体育界内部有关利益分配的争议在形式上也存在多样性。有师徒反目，有于芬的“民告官”，还有不守纪律的田亮被开除……计划经济体制下，金牌选手难有高额的资金，运动队几乎没有商业赞助，非常简单的财务状况让大家相安无事。1990年代，中国体育的发展引入了市场机制，各种形式的奖励、企业赞助、商业活动及相关的职业化比赛纷至沓来，矛盾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

　　肖江：随着竞技体育事业的高速发展，体育人所得到的利益迅猛增长，但我们分配制度的完善没有赶上利益增长的速度。金钱、名誉、有形财产、无形资产，利益正在变得多元化，于是纷争由此产生。

　　邹德新：一个运动员出成绩，和他相关的多名教练员、工作人员都会按照某种分配办法得到奖励，这是中国体育所特有的。但如何将多元化的利益在多人次之间很好地摆布，国家和省市的各级体育管理部门各有规定，但是否做到了科学、有序、统一则很难讲。国外往往不是这样，他们在市场机制下发展竞技体育，教练员、运动员之间是契约关系，大家的责权及利益分割有清楚的界定。

　　破局尴尬，制度先行

　　肖江：中国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成功显示了举国体制的优势，但再有优势也需要完善。在奖金等利益的分配上要加强监督，体育管理者应转变意识。另外，要让高校和社会力量参与到竞技体育中来，增强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渠道和竞技人才选拔的竞争氛围。

　　邹德新：解决现有的问题，需要我们体育部门的管理者在竞技体育中进行科学的定位。运动员在役时，保证运动员在利益分配中的权益，运动员退役后，为他们的生活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要知道，胡锦涛主席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都曾提出“要关心运动员的长远利益和全面发展，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运动员社会保障工作”。这是国家责任。2007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等6部委联合出台《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实行运动员聘用制管理，为进一步界定政府、运动队和运动员的责任和义务职责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