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创始人张弼士致盛宣怀的一封信（图）

　　在上海图书馆馆藏盛宣怀档案中，收藏有张裕创始人张弼士致盛宣怀的一封信，写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二日(1895年4月26日)，信封以中英文书写，发自“槟榔屿领事署”，张弼士当时身兼清政府驻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今马来西亚槟城)领事。在信中，张弼士对张裕试制的葡萄酒描述道：“惟该酒做出初年，必须落窖，以一年为期，第二年始能装罐，次第开售。”也就是说，张弼士早在1895年就准备实施“在酒庄装瓶”，远早于法国波尔多木桐酒庄庄主菲利普男爵在1924年首倡“在酒庄装瓶”。木桐酒庄在1926年建成酒窖，而据《张裕公司志》记载，张裕公司早在1894年就动工兴建酒窖，耗时两年建成；后经两次改建，自1905年竣工后至今仍在使用。

　　张弼士给盛宣怀写信的主要目的是：“查该酒如自己专做，利源确有把握。必须宪台与北洋大臣斟酌，奏准奉天、天津、山东三省，他人不得再运机器冒效争利，或五十年或三十年；试办免饷，或十年或五年。一俟著有成效，然后计各酒承本之多寡，核定额税之等差。”至于宪台大人对张弼士所托之事办得如何，盛宣怀的《思惠斋函牍留稿》收录的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上北洋大臣王文韶禀》禀称：“职道前在东海关任内，查得烟台、天津、营口等处所产葡萄可照西法酿酒，曾与广南槟榔屿领事、三品衔候选知府张振勋(笔者注：张弼士的别名)筹商酿造，并于上年延请酒师到烟试造，尽合外洋销路……现拟在烟台地方建一酒厂，曰张裕公司，集华商资本采办烟台、天津、营口三处葡萄及所种水果酿酒出售……拟请援照西例，该厂既设，准其专利三十年，凡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地方，无论华洋商民，不准再有他人仿造，必俟限满，方准另设。并准以运酒出口之日起，准免税厘三年。”

　　张弼士给盛宣怀的信中，还描述了当时的生产准备：“又查做酒桶之木料，牛庄可采，惟木匠须由外洋雇定；装酒箱之木料，可用福州杉木；玻璃酒罇，宜由自己分别做好；塞口软木及锡皮，宜寄泰西祖家采买。”这段文字明确地记载了张裕当时拟实施的后期生产工艺，与如今的葡萄酒生产工艺及包装方式完全一致。惟酒桶最终还是直接从国外采购，据1915年6月13日《纽约时报》刊登的特写《“中国的洛克菲勒”张弼士》记载，张弼士率领的“中华游美实业团”考察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时，曾到一家橡木桶厂参观，《纽约时报》描述道：“在孟菲斯，张先生和他的代表团成员被带到一家橡木桶厂参观，这家工厂已经发展了十几年。他以前也买过该厂的橡木桶，但他是通过德国的一个经纪人，经纪人把桶板运到欧洲，然后制作成桶出口到中国，声称是德国上等货。张先生发现，直接向厂家下订单，可以节省25%的费用，所以他立即下了一个大订单。”

　　另外，在上海图书馆馆藏盛宣怀档案中，还收藏有盛宣怀在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1895年6月19日)给张弼士的回信底稿，信中提到：“葡萄在营口、天津亦可采办，惟恐不能甚多，终以自种为上策。玻璃瓶若在各通商码头收取，价廉适用，亦可应不时之需。”但据《张裕公司志》记载：“清宣统元年(1909年)，在公司以东建起一座玻璃料器厂。玻璃厂有法国式、德国式、日本式熔炉各一座，聘请法、德、日三国玻璃工程师分别主理。年计划生产酒瓶100万个至200万个，每1万箱酒需用14万个瓶子，包括合理损耗(笔者注：一箱通常装12瓶，1万箱酒需用12万个酒瓶，合理损耗预估了2万个)。”这又是张裕实现“在酒庄装瓶”早于木桐酒庄的一项重要史证，甚至直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自建酒瓶厂的酒庄恐怕也数不出第二家来。客观地说，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国的商业环境和社会分工不像波尔多那么完善，张裕不得不既做酒庄(种植和酿酒)，又做酒商(装瓶和销售)，所以歪打正着地超前于波尔多实现了“在酒庄装瓶”。在理论上，“在酒庄装瓶”既有利于保证葡萄酒品质，又有利于维护酒庄信誉，乃至后来成为法国葡萄酒行业的一项行规，在酒庄酒的酒标和软木塞上通常印有“在酒庄装瓶”字样，作为酒庄的品质保证和信誉承诺。有趣的是，法国导演玛丽安•萨罗还在10年前拍摄过一部故事片，片名就叫《在酒庄装瓶》。文/陈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