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邵氏时代落幕留下三个疑问

　　邵逸夫的离开带走了一个时代，也留下很多疑问：香港影视业已走进黄昏还是有继续发展的空间？邵氏一生拍了千余部电影，他究竟是为了赚钱还是真的喜爱艺术？对电影成本的控制近乎苛刻，但为慈善却能一掷千金，他是抠门还是慷慨？本期与电影研究专家贾磊磊的对话将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对话人：

　　贾磊磊，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电影电视系主任，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进口音像制品审查委员会委员。

　　衰落还是蜕变？

　　北青报：邵先生去世，许多人都哀叹他带走了一个时代。现在有一种说法“港片已经近黄昏”，而邵先生的走也似乎为这个哀叹做了注脚。您对此观点是否赞同呢？

　　贾磊磊：“港片已经近黄昏”我不赞同这种说法。这些年香港电影一直在产业化的路径上发展，并且与内地的合作日益深入、广泛，香港电影实际上处于华语电影整体发展的浪潮之中，单独把“港片”割裂开来，说它“已近黄昏”，几乎就等于说与中国内地电影最密切的合作方的电影步入黄昏。这与整个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强势增长的事实并不相符，

　　邵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品了很多电影，在当时没有受到新媒体的冲击，确实曾经辉煌无比。如果拿现在香港邵氏的电影产业和那个时代的电影制作业相比，可能相对是有“黄昏”的感觉。但其实这些年香港电影产业一直都在发展，只是它现在与内地的合作非常普遍，无论是人员、资金、制片方的合作都非常密切。香港电影的发展已经汇入了华语电影整体成长的新世纪潮流中。正是这样的合作和发展，才使现在的华语电影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唯一能与好莱坞电影相抗衡的力量。华语电影市场的根基在内地，而它的未来发展必将走向海外，在这方面香港电影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从去年200多亿的票房就可以看出来，包括香港电影在内的华语电影是在快速成长而并非衰落。

　　北青报：您认为邵先生建立起来的香港电影体系对华语电影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贾磊磊：香港电影不仅对内地、对华语电影产生影响，它对世界电影都有很大的影响。美国人大卫·波德维尔写过一本《娱乐王国：香港电影的秘密》，是关于香港电影的学术著作，里面就有关于美国人对香港电影非常敬佩的论述，评价香港电影的娱乐性非常强。

　　华语电影从香港电影中汲取了非常好的传统就是它对市场的适应能力非常强。香港电影在产业化的道路上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同时香港电影并非一味的暴力、血腥，也有很多艺术佳作，在文化传统和艺术品质上给华语电影以诸多启示。

　　艺术还是生意？

　　北青报：邵氏的电影公司拍过1000多部电影，有人说他的电影迎合市民的口味和兴趣，他自己说：“谁又记得我当年投拍了《银翼杀手》呢？人生就是这样，为了拍一部理想中的电影，你可能要拍1000部现实中赚钱的电影。”《银翼杀手》是一部怎样的电影？为什么会让邵先生这么耿耿于怀？

　　贾磊磊：《银翼杀手》是1982年拍摄的一部科幻电影，由雷德利·斯科特执导，哈里森·福特出演，它是以2019年的洛杉矶为故事背景，描写关于一群与人类具有完全相同智能和感觉的复制人，从太空到地球寻求长存方法的故事，是带有很强的伦理色彩的科幻影片。这部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是非常杰出的。你们也许看过吕克·贝松的《第五元素》，其中很多未来城市的造型就是对《银翼杀手》的一种复制或者说是一种致敬。在英国评选的百部世纪电影排名中，《银翼杀手》仅排在《公民凯恩》之后，位居第二名。邵先生参与投拍这部电影并耿耿于怀，一定是他在这部电影里寄托了他的艺术理想，也说明了他具有敏锐的艺术眼光。但就像他说的，为了投拍这样一部在当时是前沿的、艺术的电影，可能要拍1000部在现实中赚钱的电影。这也是他对批评他只拍商业片的一种回应吧。

　　我认为电影首先是一种产业，邵氏主拍商业片是无可厚非的，作为企业它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同时，商业电影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艺术性的，把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对立起来是不可取的。商业电影里会有很好的艺术表达，而艺术电影里也会有很多的商业元素，并不是拍了艺术电影就流芳千古，而拍了商业片就抬不起头来。邵氏拍了很多有品质的商业电影，否则也不会占据那么大的市场。这是邵氏电影对华语电影巨大的历史贡献。

　　北青报：类似邵先生说过的话，导演冯小刚也说过。他随随便便拍的《私人订制》轻轻松松能过5亿，而殚精竭虑拍的《1942》却票房惨败。似乎在市场上有号召力的电影工作者都有这样的心结，如何解读他们的这种“委屈”和吊诡？

　　贾磊磊：电影的品质与票房并不是对等的。它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有时不能用商业价值来衡量。在《黄土地》只卖3个拷贝时，同期的电影有的卖300多个拷贝的。现在还有谁记得那卖了300多个拷贝的电影呢？但《黄土地》这样的电影却是每个学电影的学生和爱好电影的人都会看的。尽管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我们要客观地看待商业业绩和艺术评价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要总是将它们对立起来看待。特别是现在，我们希望主流电影能够两者兼顾。

　　投拍什么样的电影是出品人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要追求电影的艺术品质就在某种意义上会承担一定的风险。如今，中国电影在一个产业化的平台上生存、竞争，这样的生存境遇决定了出品人在投拍一部电影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到电影是否会有市场，因为电影的艺术和审美价值都要通过市场的路径来实现。一部无人问津的电影很难兑现其艺术价值。电影不是画画、写诗，不是单纯玩儿个人感觉的东西，它是一个在公共媒体里，通过风险投资、通过商业消费来兑现价值的文化产品，所以观众的基本诉求应该在考虑之中。

　　慷慨还是抠门？

　　北青报：邵先生是个非常精明的商人，也有很多抠门的故事在圈内流传甚广，但他在慈善事业上的慷慨大方也广为人知。自1985年以来他连年向内地教育捐赠巨款，很多地方都有以“逸夫”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楼。对这样一种“割裂”，您怎么看？

　　贾磊磊：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发生在邵先生身上一点儿也不奇怪。商业上的精明是一种职业，他的职业要求他不该花的钱一分都不要花，这就是商人。而慈善是一种胸襟，邵先生对教育、对贫困的捐助让人们看到他赚钱不是要都揣到自己的腰包里，而是要用这些钱很好地回馈社会，这是一份让人尊重的情怀。

　　文/本报记者 陈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