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将帮吴天明完成遗愿:他是我电影路上的伯乐

　　昨日上午，张艺谋为“光荣永不落幕———吴天明导演电影回顾展”致辞，提前十分钟进场的他，接受了成都商报在内的多家媒体记者的采访，采访中他一直强调吴天明是个“大好人”，“他教会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好人，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我很震惊”。吴天明去世前还在为即将开拍的电影《大逃港》而忙碌，有很多计划还未来得及进行，对此张艺谋也表示将“尽量帮他完成遗愿，帮他做一些事情”。

　　吴天明的一生曲折坎坷，却也积极精彩，记者问张艺谋，是否有计划把他的故事用影像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张艺谋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个还要看情况。”

　　“可能年轻人看了会觉得‘头儿’的电影过时了，是老派的电影。但我们现在拍的电影，可能二十年后大家也会觉得‘老’了。电影的手法和表达形式是会慢慢变老的，但吴天明作品里的情怀、人与人的感情、人与土地的感情是不会变的，淳朴、自然、大气也是不会变的。”张艺谋透露，他重新看了吴天明的电影，“如今商业社会发展太快，在浮躁的社会里回头看吴天明作品，当中的特质真的很可贵”。

　　他一再表示，吴天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吴天明是我电影之路上的伯乐，是我们全体第五代导演的伯乐。在那个让人难忘的80年代，我们第五代刚毕业走上社会。当时的社会百废待兴，整个民族充满了走向世界的渴望。是‘头儿’他们这些长辈、父兄辈向我们伸出了强有力的双手支持，第五代导演和他们所有人的支持分不开。没有吴天明，就没有《红高粱》，而这部电影改写了我的命运。他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人，我会永远怀念他！”

　　2014年3月4日，吴天明导演在家中去世，引发电影圈震惊，这位一直以健康、活泼、硬朗的形象示人的西北汉子如此突然地、在孤独中、怀着他的电影梦想撒手远离。昨日，在北京电影学院，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顾长卫、李少红、芦苇等第五代第六代电影人和谢飞、郑洞天、许还山等第四代导演们一起，追思吴天明，追思会的名字叫“为有天明多壮志”。

　　2013年7月，吴天明最后一次和张艺谋见面，商量改编贾平凹的《秦腔》，结果一家非常著名的网站娱乐记者现场偷拍，对图说话，形容和张艺谋会面的“汗衫搭配地摊裤”的老头是个“秃顶中年男子”，“带着衣着暴露的女秘书(注：实为吴天明女儿)”的“暴发户”———在这个时代，这是个非常讽刺却又常见的图景，即便是专业的跑娱乐的记者，都已经认不出来，这位看上去才“中年”的搭公交车的暴发户，就是著名导演吴天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

　　从3月5日到3月10日，成都商报记者一直驻守北京，在吴天明家人和亲朋之间奔波，联系采访，试图还原一个已经逐渐淡出这个时代记忆的艺术家的故事。在这些人或愤慨，或哀伤，或激动的讲述里，有这样一个轮廓在逐渐形成———吴天明，他和他们的时代，曾是中国电影最热血的一段时光，他们所传承和锻造的荣光，不应该被这个时代遗忘。

　　郑洞天说：春节期间，吴天明看了两场大卖的电影(《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和《爸爸去哪儿》)，吴天明从电影院出来，很迷惘，拉着郑洞天直接问，“电影怎么这样拍”？

　　老搭档罗雪莹说：为什么他不爱去医院，因为他医疗条件不好啊，在北京看病是无法报销的，进医院都得自己花医药费……

　　西影厂老员工、编剧芦苇说：当时一个厂里有老资历却没拍过片的老导演到办公室里给吴天明下跪，吴天明扑通一声跪了回去，“我也求求你，你把机会留给更有希望的年轻人。”

　　吴天明和

　　他们的时代

　　当年电影《人生》在四川大学操场上万人冒雨观看的盛况，至今仍然留在谢飞、郑洞天这些第四代导演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30年后，演员许还山还向成都商报记者描述了这样一个悲凉的场景：“2012年，我在曲江，搞了一个西部电影回顾展，放吴天明的《老井》，花了三四百块钱，请人家来放。那是个培养演员，培养导演的学校，但一直到天黑，没有一个人来，没有一个学生来！那天是礼拜六，学校还专门贴了告示！”

　　“也许实事求是地讲，我们这一代人，是过时了。”郑洞天说，3月6日，他去吊唁吴天明，言及自己身体不好，心肌梗塞也曾发作过两次，心脏上已经搭了好几个支架。“《百鸟朝凤》可能是第四代的封箱之作，原来他还想拍两部，现在拍不成了，我们现在基本都不动了，谢飞也不会再拍了，滕文骥也不拍了……”

　　如果说，1979年滕文骥和吴天明联合执导的《生活的颤音》开始了第四代的大银幕之旅，那么2014年，吴天明的骤然离世，似乎也正式带走了一个时代的背影。当年“第四代”的中坚力量，大多都已经是古稀之年，颜学恕、张暖忻等已过世，杨延晋息影，吴贻弓、谢飞、郑洞天还在尽量地发挥自己的余热，但也多年不再拍片。

　　吴天明的创作生涯，也仿佛第四代导演的一个缩影，曾经被时代耽误过十多年，有了拍片的机会，在最夹缝的生存环境内也要拼命抓住机会，出作品。那一代人的作品里，总是带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故事就扎根在现实主义的土壤上。

　　谈起第四代的可贵之处，郑洞天说，现在每出一部片子，总是要被批不接地气，没有扎根生活，但是当年的第四代，自己就是站在地上的！他和罗雪莹，都不约而同地回忆起当年筹备《老井》时，影评家，电影导演，记者群聚在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先生家讨论如何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时的场景，“大家一起谈小说，钟惦棐让他的秘书给我们做饭，煮绿豆汤，做红烧肉，那时候真是好……”但这样的场景，罗雪莹说，现在再也不会发生了。

　　许还山很看不惯当下的一些创作态度，“现在挑个水，扁担怎么放都不会；提个篮子走路还扭啊扭啊扭，骑个自行车都要找替身。一点苦都不能吃。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艺术传统已经是非常糟糕了，盛行的风格恰恰是享受，摆谱，高报酬，连台词都不记，到拍了，跟助理说，你跟我说都什么词。是助理演么？有些人还唱双簧，这边演，那边提，还美其名曰这是电影事业的分工，什么道理呀？”

　　不管是追思会上，还是私下的采访里，似乎所有人都在怀念吴天明以及他所代表的他们那个时代的创作精神，那种电影人的风骨，但他和他们时代的故事，终将以电影作品的形式留存在电影博物馆里。当所有的人都在说，第四代导演，因其特殊的年代原因，是生不逢时的一代，最美好的年华白白流逝，等到市场好转，人生已经步入中年，思维、创新再赶不上迅猛变化的时代，以至于很多人直到年逾古稀，还在迈着蹒跚的脚步，追逐自己的电影之梦……但总有一种精神，会得以流传。就像张艺谋导演说的，至今他还沿袭了当年拍摄《老井》时吴天明教他的现实生活体验法，尽量让演员体验生活，哪怕几天也行。

　　李少红导演说，或许，代与代之间的意义，就是这样一种接力棒的传承。总有一些精髓，会像接力棒一样，延续到下一代的创作风格里。

　　□顾长卫

　　为有天明多壮志，

　　特别合适他

　　上世纪80年代时，我刚毕业分到西影。有一天，听说黄建新拍了好几部很好的电影，从一个一尺半的单元房换到一个更大的房，我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就悄悄地走到了厂长的办公室，我就很不好意思地说，能不能把那个房分给我，他说没问题。那房就是你的了。分房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但在他这里这事就很简单。当时我就下决心要好好拍电影。

　　90年代中期，我也在洛杉矶居住，头儿来了，就一起吃喝、聚会，他听说我从来没钓过鱼，第二天头儿就带着我和大明在洛杉矶搜集钓鱼的工具，做鱼饵，去洛杉矶的一个湖泊钓鱼。当时说着别的兴奋起来就开始说电影，然后电影说着说着又不知道怎么说了就开始发呆，然后又重新回头再说别的再说电影再发呆……

　　为有天明多壮志，特别合适他。

　　□吴妍妍(吴天明女儿)

　　他在美国卖饺子开录像带店，但他从来不把这种压抑表达出来

　　我记得去洛杉矶那会儿，我高中毕业，他身无分文，我那会儿去上语言学校，看到别人骑自行车，跟他嘟囔了一句，说我有辆自行车就好了，不用每天走路去，结果第二天，老爸就带来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我说你哪来的钱，他说赌场赌了一把。他当时在美国生活的非常艰难，包饺子卖，然后开录像带店，就在这种非常压抑的情况下，他永远都不把他的不快乐告诉我。这些年他一直跟我说，你不要靠我，你自己干你自己的事，你任何时候不要靠任何人。我有怨恨过他，我有埋怨过他，但是当我曾经在心里头无数次设想，有一天我的父亲不在的那一刻，我会怎么样，我想会倒在地上，会晕在地上，我会休克，但是那天面对我父亲躺在那的时候，我很镇定，我没有让我的悲伤和恐惧露出来，我在想，我的力量就是我父亲这么多年给我的，因为他让我做了一个有力量的人。

　　□张宏森(电影局局长)

　　让《百鸟朝凤》

　　在全国做最大可能的发行

　　鲁迅先生说过一段话，他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应战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就是中国的脊梁，我觉得把这句话放到天明老师身上，也非常的恰当，他是中国的脊梁，更是中国电影的脊梁。

　　我想说一句我很抱歉，我30岁出头的时候，吴天明导演给了我这么大的关怀和爱护，当我走到岗位上，我却没有很好地报答和反馈，没有给他提供更加良好的条件，甚至缺少了一些非常细致的、非常具体的一些沟通，这是连续几天来我对自己所不能原谅的一些事情。还没有来得及报答天明导演，天明导演就离开了我们。我想我下一步要做的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就是我们举全力，把天明导演的绝唱———《百鸟朝凤》在全国做最大可能的普及和发行。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他的亲朋好友，我们一起联名向全国的观众来推这部影片。

　　□张艺谋

　　我最近十几年的作品，

　　他一直是看不上的

　　第四代导演在我们刚刚起步的时候，基本上被我们拍在沙滩上，我特别想讲的就是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电影厂厂长就决定了电影的命运，吴天明导演当上西影厂厂长了，我们这几位刚刚毕业的年轻学生，都在西影厂完成第一部的电影梦，尤其电影成功，比如说我就很走运，第一部成功了，改变我的命运。

　　拍《老井》，我在老井村体验了生活，这让今天我的每一部电影，都尽可能地让演员体验生活，哪怕是一个星期，哪怕是三天，都是从《老井》这个剧组、从吴天明导演身上学的，因为那是我第一次体验生活。

　　那个村子很穷，天明想为村子做事，就让我们大家捐钱，我们都捐了一些钱，买了粮食，他带着我们几个人，晚上偷偷地扛着一袋一袋的粮食，一户一户地敲门，把门敲开，跟老乡不说话，直接往回走。一位老先生，扑通跪下了……

　　我半年多以前跟他见了一个面，中国电影是被票房绑架的年代，包括我自己，我们拍了不少，各种各样的片子，当然我自己对于拍商业电影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要试水，我们要两条腿走路，要尝试不同的风格，中国电影要想好，除了有情怀，也需要有质量的商业电影。吴天明导演都看在眼里，我也在某些报道上看到他对我批评，说得很对。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我谈了很多，他就不谈我最近十几年的作品，我都知道，他那个人很耿直的，他一直是看不上，他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什么时候，我、凯歌、壮壮我们这些人，能拍一部他欣赏的电影。我有一个愿望，就是一直没有完成，我后来拍《归来》，当时有个想法，我说我电影做好了，我请头儿看一眼，我很希望从他嘴里听到对我的一些看法，我很在意他，因为我跟宏森局长心情是一样的，差不多近十几年来，我们各忙各的，我们都忽略了很多东西，也忽略了沟通，虽然我们每一次见面都像以前一样，但是我觉得现在就很后悔，对他的关心和对他的联络都不够，这些都晚了。

　　对我们来讲，我们就在可能的情况下，把电影拍好，无论什么类型，商业也罢，娱乐观众的也罢，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从现在开始，我把我的每一部片子尽量拍好，尽量用头儿那种情怀，用他的那种期望要求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缅怀。

　　□许还山

　　后几年他活得很痛苦，

　　很委屈，很压抑

　　陕西省有一个很著名的景叫法门寺，他想拍这个题材，拍既有商业性又有艺术性。曲江搭平台作为回报，他的意思是拍好就关门(不拍电影)了，历时两年多，当时老板投资一个亿，他信心满满，我当时是副总，他是董事长，他要干，我全力以赴。筹备许多时日后，突然有一天他接了一个电话，这个项目撤了，没有说法，没有交代，几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当时他欲哭无泪，花了那么冤钱进去，都是他自己掏腰包，我干着急，我不知道怎么办。

　　后几年他活得很痛苦，很委屈，很压抑。有件事，好像冥冥中是注定，《飞越老人院》他最后死在沙滩上，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我在南戴河，他从来不发什么养生的，突然之间发了个养生的让我看，说很重要，我一看，是关于心脏的，信息里说如果发了心梗之后该怎样自救，怎么打，使血栓能够灵活，我说这个老兔子怎么关注养生了，很奇怪，不到12个小时，他走了，恰恰就是因为这个病他走了。我不迷信，我是无神论者，但是心里却过不去。

　　□陈凯歌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当年《黄土地》采景的时候，他正在陕北拍《人生》，我们四五个人没有车坐，都是走路，吴天明知道了，用车送我们到陕北的家乡，后来在回程中间我们第一次见到，紧紧握手。

　　今天的中国电影因为资本市场的兴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绝对有不适应、不舒服的地方，但是吴天明一个人无力改变或改善今天这样的情形。今天我们这些人集合在这说关于一个人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心里想到的是我们在七八班学习电影的时候，我们今日初衷有没有改变？其实人总是要走的，吴天明最成功的影片之一叫做《人生》，我想起苏东坡的四句诗，叫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愿吴天明仍然能够活在天堂的梦中，用他自己的魅力，用他自己的才能，用他自己坚定的人格影响这一切。　　成都商报记者 陈玲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