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为交“超生”罚款卖掉房子：我还是承受了

　　三年没有电影上映的张艺谋，2014年5月的一场“归来”，在电影上映前的一周，又开始迎来舆论的暴风骤雨。仅仅在半个月之前，这部电影还被万众期待着“载誉归来”，“回归文艺片”、“重拾80年代情怀”。电影上映前舆论逆转，《电影世界》杂志5月刊的封面专题专门推出一组报道：《张艺谋苍白·归来》。紧接着，连司马南都在看片后怒指“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政治片，开启‘新伤痕文学’”。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解读。

　　张艺谋印象 64岁的人，看上去像个滑板少年

　　在某种意义上，张艺谋只是一个执著的电影手艺人，对于人生，对于世界的认知，他从来没有什么质的变化，“如果这个时代庸俗，我就跟上这个庸俗”。

　　张艺谋的工作室在北影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很小，很难找，七拐八弯，又都是平房。就算找到了，你也不知道哪里是，因为连牌子也只有一本杂志大，字更细若游丝，若眼神不好，还真不知道这是大名鼎鼎的张艺谋日常行事所在。

　　记者进去的时候，《归来》的第一轮试片会刚刚结束，出来的人个个面目严肃，小声地嘀咕着，在身边走过带起冷冷的风，让人想起帝都文艺圈那特有的气场。黑漆漆的试片室里只摆了十张巨大的黑沙发，那威风凛凛的样子叫人不敢往上坐。大家各自谦让了一番，坐稳了之后，突然响起一种低悄而异样的耳语，“导演来了……导演来了……”

　　伴随着这耳语，人群突然分开了一道缝隙，黑衣黑裤黑CAP帽的张艺谋走了进来。除了那张标志性的刀削斧砍的秦人的脸你分外熟悉之外，真实的张艺谋还真让人有点惊诧，他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64岁的人，从穿着来看，更靠近一个滑板少年，脚蹬一双黑色Gucci白底平板鞋，一条宽松到有点像哈伦裤的黑色裤子，一件短短荡荡的套头黑色T恤，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他自己设计的，他嫌Prada那款T恤拉链会鼓起来，于是干脆自己找料子让剧组的服装师给他私人定制了一件——这就是别人无法见到的张艺谋，一个家常的、极其注重细节的、爱漂亮的男人。

　　对话张艺谋 为了交罚款卖掉了一座房子

　　记者：大家都觉得你应该是那种事业型的男人。其实生活里，衣服你也会自己去挑，也会喜欢好看的表。

　　张艺谋：对。是这样的。以前是秘密，现在不是秘密了，可能跟我太太有关，因为她是80后，再加上有三个孩子。你看，这个秘密隐藏了很多年。其实大家都走入了误区，以为我是神坛上坐在那儿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但你看，“哦，原来他有这么一套，他其实有一个家庭”。

　　记者：你有很丰富的后花园。

　　张艺谋：我不是一个打坐的人，我其实是挺接地气的。

　　记者：家庭生活给了你最大的营养？

　　张艺谋：最早是因为我父亲，1997年去世的时候我在他的床前，他最后有个遗愿，就是希望有一个男孩，我就答应了他。我记得我说得很轻松的。我父亲说希望我有一个男孩，因为他认为我有出息，我说没有问题。那时候跟我父亲说的话是有老天爷作证的，不能食言的。他说那你找谁生啊。我说，有的是，你放心。我就谈得很庸俗，我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也不缺钱，没问题，能找到。

　　后来我老爸觉得可行，他说，那你要生的是个女孩呢。我说再生啊。他说，那国家不允许啊，独生子女啊。我说我在外国生啊。我说完了，我爸就非常放心，他说我就可以瞑目了。我爸去世的时候是很清醒的，他是肺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做这个事情，所以立即就有了这样一个家庭。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说，不管是富裕还是贫穷，都没有大家想像的那种超凡脱俗的艺术家的情怀，我们不是那样的，生活不是那样的。

　　记者：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你是严父吗？

　　张艺谋：是普通家庭。我父亲是严父，所以我一直很惧怕他。你想，我都大学毕业多少年了，给家里打电话，跟我父亲，我们俩就没话。我不会，但我又不太善于跟孩子交流。现在孩子还是他妈妈照顾。但我从来不板脸。

　　记者：你怎么看待父亲的角色？

　　张艺谋：我觉得我不是个好父亲。所以，陈道明那句话说的是我的心里话，因为首先这是种东躲西藏的生活。

　　记者：你为什么要选择东躲西藏的生活？

　　张艺谋：我不想把孩子生在国外。这是我的心里话。

　　记者：大家都觉得你可以移民。

　　张艺谋：对，当然，那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也可以去香港生。只是我不想这样做。当年没有其他想法，就是不想。我没有假装爱国，没有上升到那个高度。我就是不想那样。你看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其实对小孩的影响已经很大了。这些问题孩子都知道，同学们都知道，所以全国人民声讨我超生的时候，他们同学也会说，老师也有，所以孩子回来会问。

　　记者：听说你为了交罚款好像卖了一座房子。

　　张艺谋：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估计到，大家也许都低估了我的心态和承受力，我自己还是承受下来了。所以，我还是排除了所有外在的东西，静下心来，回到我需要的返璞归真的创作心态上，回到那种内敛、节制的方向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