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节目《和陌生人说话》获得豆瓣9.4分

　　陈晓楠：寻找“极端”背后的共性 倾听普通人内心汹涌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实习生 张熹珑

　　从2003年的《冷暖人生》到2021年的《和陌生人说话》第四季，主持人陈晓楠已经与普通人对话了将近二十年。

　　在她眼中，每个普通人都是被时代大浪卷起的一粒沙，每次采访就是一次浪里淘沙的过程。《和陌生人说话》第四季于今年10月开播，陈晓楠接连对话了直播村的带货人、玩偶医生、省钱买房的“抠神”、“刺死霸凌者”的少年、已故明星乔任梁的父母、出逃的“杀猪盘屠夫”……节目里采访的每一个普通人都是时代的一个切面，因此激起了不少讨论：这样一档严肃的访谈类节目在播出期间多次登上热搜榜，豆瓣评分也高达9.4分。

　　近日，陈晓楠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在这个“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时代，为什么还要“和陌生人说话”？陈晓楠认为，每一个具体的人物就是一个世界，与陌生人对话，也就是与世界对话。

　　被一百多封“狱外来信”打动

　　2014年，中考前13天，15岁的陈泗瀚因刺死校园霸凌者接到逮捕通知，后因故意伤人罪被判入狱，走上一条与同龄人截然不同的道路。2020年8月，陈泗翰带着一百多封“狱外来信”走出监狱。他的故事出现在本季《和陌生人说话》里，节目播出后，他从新闻中的符号转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之后，陈晓楠更新社交平台动态：“什么能够真正救赎一个人？我觉得，还是爱。”

　　羊城晚报：《狱外来信》这一期节目很火爆，播出后续是什么样的？

　　陈晓楠：陈泗翰现在在北京的律所里实习，对生活寄予了很大希望。这期节目播出后，我们接到铺天盖地的反馈，都是在鼓励他。我们最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他刚从监狱假释出来，他的律师对他帮助非常大。那时，他和外界沟通的渠道非常少，现在到北京也能稍微开一些眼界。接下来的路，他还得自己摸索，我对他很有信心。他内心非常纯净，虽然看起来很羞涩，但总是淡淡笑着。他在节目中弹吉唱的《幸好我还有我们》非常点题，现场特别像一部残酷的青春电影，他那种干净的少年状态还在。

　　羊城晚报：采访了他之后，你有何感受？

　　陈晓楠：我采访了他两次，每次约四小时。我们在北京进行第二次采访时，他跟我更熟，也更加打开自己。他的内心很细腻，自己内心的叙述非常丰富和准确，很多细微的感受都表达得非常完整，像诗和散文。他的未来应该会走得很好。再加上有那么多人支持他，他应该蛮高兴的，他的妈妈也很欣慰。

　　羊城晚报：他妈妈的欣慰从何而来？

　　陈晓楠：现在，大家可能离陈泗翰更近了。他不只是新闻中的符号，还是有血有肉的年轻人。没有青春的少年，现在终于走向社会，变为成年人。这段很特殊的经历给他带来了从黑暗中寻找人生光亮的能力，他说自己会带着这股力量走下去。这些东西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才会对他寄予那么大的期望、理解、欣赏，不只是同情。

　　羊城晚报：当时有想过这期节目会引发这么大的轰动吗？

　　陈晓楠：我还是预料到了，非常喜欢这期节目。选题的时候是比较犹豫的，我们没有必要再去重复一个新闻事件，而是希望挖掘人物背后更多的人性，以及呈现好的故事品相。讨论很久之后，我们突然发现了故事中特别打动人的侧面——就是他和同学之间这一百多封信，我当时就觉得这事能成了。

　　他刚假释出来的时候有过一轮新闻报道。我们发现了一百多封信，这些字体稚嫩的信贯穿了他和同学的青春和成长：中考、高考、上大学、走上社会、新朋友、新事物……写信的同学和陈泗翰走向了不同轨道，但信件让他们的情感紧紧扣在一起。看到信的照片，我一下就被戳到了，这个侧面能把人物打开得更多更深，还能跟更普遍的人群共情。除了霸凌，可能很多人也遇到过非常真挚的友谊，遇到过掉入深坑中被众人拉上来的感觉，以及你自己奋力往上爬回到人生轨道的感觉。它最终能被多少人看到，我无法预期，但我当时有非常大的信心——只要点开看这个片子，就一定会被深深触动。

　　从个体身上挖掘时代话题

　　2017年，《和陌生人说话》第一季开播。播到第四季，节目的豆瓣评分均达到9.3分以上。陈晓楠和她的团队着迷于从个体身上挖掘出时代话题，他们希望能用30分钟的时间为观众打开一扇认识世界、认识时代的窗户。

　　羊城晚报：为什么要做《和陌生人说话》？

　　陈晓楠：我们团队对于做深度的人物故事非常痴迷。一个真实的人，只要你挖得足够深，呈现出来的就是全世界；把这些故事拼接起来，就是对完整世界的描述。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特别稀松平常的故事可能没有办法让大家注意到。所以我们肯定要从故事的戏剧性里挖掘出能共情的内容，继而深挖故事得以生长的“土壤”——即它反映的时代话题；再往深处挖，就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出现的普遍人性。几个层次挖进去，故事就有价值了。我们如果想占用观众30分钟的时间，就需要提供一个能打开他们认知和心理边界的故事，让他们通过这个人的故事来认识时代、周遭世界，然后再认识人、人生和人性。

　　羊城晚报：每一季的节目都有一个口号，有哪些指涉吗？

　　陈晓楠：万变不离其宗，口号指向我们要做的事。比如第一季的口号叫“连接孤独的陌生人”，每个人都是单独来、单独走的，既然生而孤独，就让我们孤独在一起。有一季讲的是离奇与理解、他人和自己的关系，我也很喜欢。我们现在仍然在做这件事，比如本季的“直播村”故事，刚看到这条街的时候会觉得特别不可思议，他们用异乎寻常的手段在镜头前展现自己，但他们离奇和出位背后仍然是对家庭的担当、对孩子的责任、对亲人的感情。

　　羊城晚报：如何理解本季的口号是“越平静，越汹涌”？

　　陈晓楠：也可以倒着说“越汹涌，越平静”。越是在极致而汹涌的故事里，我们越要用一种白描的、不下结论的、克制的风格去对待。对于“越平静，越汹涌”，就像你走在大街上看到所有人的神情，也许并不是多么歇斯底里、欢欣鼓舞，但是你可以想象到，每个人在这个时代接受那么多的挑战和异变，我们内心的弹性会被撑得更大，每个人都怀揣了非常极致的人生故事。我们想听到他们内心的波涛汹涌，而将其用一种平静的方式讲述出来时，或许可以更加真实，也更有余味。

　　普通人应该被关注和倾听

　　误入杀猪盘后偷取受害者名单成功逃脱的“狗推”、被杀猪盘坑又成功复仇的女孩、挣扎在贫困线上的PUA“大师”……在陈晓楠看来，这些被访者的故事就像好莱坞大片一样曲折而精彩，但离奇经历的背后仍然是共通的人性。她认为，所有人都应该不带偏见地看待世界，“人人都不是怪物，人人都不是纯粹的恶人或好人”。她也教导自己的孩子要有同理心，多从他人的视角去思考。

　　羊城晚报：很多网友认为节目选择的采访对象都是少数派群体，可不可以理解成“和陌生人说话”就是“和少数派群体说话”呢？

　　陈晓楠：我不这么认为，他们并不是少数派。普通人可能很少被拿到公众平台上去讲述，但是他们绝对不是少数。普通人是这个世界的主体，是应该被关注和倾听的，明星反而是少数派。我们做节目前会分析故事和我有没有关系，比如“PUA”的故事，非常多人学PUA，也有很多人中招；“抠女”那期节目，虽然看似离奇，但她背后有一群人，折射的是我们对于消费观的讨论。

　　羊城晚报：节目是否在寻找“极端”故事背后的人的共性？

　　陈晓楠：这也是“离奇背后是理解”的含义。这个时代，我们习惯了快速贴标签，大家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好像迅速归类才安全。但人性是多棱镜，是复杂的。我们为什么做“杀猪盘”的故事，因为有很多女青年被一个懂得“理解”你、“倾听”你的人三言两语哄到坠入爱河，这是时代的病。离奇故事只是入口，背后是理解——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怪物，没有那么多标签和脸谱化的人。

　　羊城晚报：一些弹幕的发言依然对采访对象充满偏见，您如何看待这种不理解呢？

　　陈晓楠：尽我们的努力，多一分理解是一分，但不可能改变全世界。很多发弹幕的人也不一定真是不理解，可能只是用了一种简单化的表达凑个热闹。哪怕我多让一两个人停下来看了全片，就算尽到了我们的努力。事实上，我们看到了非常多超出预期的理解，让我觉得做这件事依然是有价值的。

　　羊城晚报：很多人很喜欢你能够始终不带偏见地去理解这个世界，你认同这一点吗？

　　陈晓楠：人本来就应该平等看待这个世界。但不带偏见也是一种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就是独立思考。我很享受采访的过程，那一刻，我既是他又是我。我跳到他的生命的河流里，会化身为他去想这个事。但与此同时，我又还是我，会从第三方的视角问一些外界不理解的东西。这种跳进跳出其实是一个很愉悦的过程。

　　羊城晚报：所以你对采访的成品也是有信心的。

　　陈晓楠：是的，有信心。观众看20分钟节目，一定不会觉得浪费时间。但我确实没有信心做到每期节目都能让人点开。一些节目的流量大、震动大；一些节目后期反响很大。我在凤凰卫视做的好多节目，到现在会突然被网友翻出来。这些节目的作品感比较强，我就等着涓涓细流慢慢流淌过很多人。

　　选题需要等待和运气

　　《和陌生人说话》每期节目制作需要经历多个环节：选题调研、确定采访对象、沟通细节……少则几天，多则半年，这个过程充斥着等待和运气，陈晓楠将其比作“播种不知道是否会发芽的种子”。陈晓楠提到，接触采访对象不能急功近利，达成信任是前期最重要的环节，“比起‘做节目的人’，对话者更需要一个愿意倾听他讲故事的人”。

　　羊城晚报：这档节目的选题以及策划过程是怎么样的？

　　陈晓楠：我们从各个角度来找选题，不放弃任何可能性。我们会关注像陈泗翰这样的新闻热点人物，但不会因为他是热点就去做，要看热点之外是否还有可挖掘的空间，人物的故事是否有足够的厚度，或是话题是否足够有意思。比如说“杀猪盘”的故事，一个女孩被骗后，为了尊严而复仇。这个话题我们盯了很久，等它足够丰满后才做。因为我们要找个体故事来承担话题，所以难度就特别大，也要靠运气。

　　羊城晚报：寻找这类故事的过程有多难？

　　陈晓楠：非常难，要放长线。像我们曾经做的“老年人的性与爱”，足足等了半年多的时间才决定要拍。还有陈泗翰，他一开始并不特别积极要接受采访，我们不能强求他，便等待了小半年时间，慢慢接触取得了他的信任，让他明白了我们的意思。我们需要他们真正有意愿出现在镜头前，而这必须做非常多的前期工作。

　　羊城晚报：大概会做哪些前期工作？

　　陈晓楠：最主要的是和他沟通清楚。节目想要做什么？初衷是什么？为什么要采访你的故事？怎么理解你？故事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也会给他看很多之前的节目。诚意可能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在镜头前酣畅又真诚地表达，关照彼此的内心，获得治愈。

　　采访需“忘记自己的存在”

　　陈晓楠将每次与采访对象对话形容为两人携手建造“超时空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她沉浸于被访者的人生路径中，并享受“我既是我，也是他”的美妙过程。面对网友将她与陈鲁豫、易立竞的访谈节目进行比较，她并不在意，认为每个主持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只有当“我就是我”的时候，才能把自己的优势完全发挥出来。

　　羊城晚报：在您的采访生涯中，动情落泪的情况多吗？

　　陈晓楠：(落泪)最严重的一次是报道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其他采访，我可能经常会眼前一热。年轻时，我还会在意记者不应该动情，但后来发现，我做的不是一个记者的工作，而是跟他交谈。在这个过程里，我必须要把职业身份的杂念抛掉，然后把自己扔到故事里。在和一个人物交流之前，我会把他的故事吃透，不带提纲问问题，而是信任自己的下意识反应。当我进去了就顾不了这么多，但也不会非常失控，毕竟经历过职业训练。

　　羊城晚报：很多观众反映看《和陌生人说话》时经常会眼泛泪光、情绪激动。当你面对面采访时，这种感觉应该更强烈吧？

　　陈晓楠：非常强烈。面对面采访时，我愿意把自己和采访对象的两把椅子拉得很近，有时候聊着聊着，不由自主地变成身体往前倾。

　　羊城晚报：从之前控制形象到现在游刃有余地释放，这算是一种成长吗？

　　陈晓楠：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修行，我这二十年差不多就在做这一件事。我最大的心得是“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所有的武器只能是你的倾听和问题。我年轻时会犯这种错误，对方讲一段话很好却没录上，我让他再讲一遍，他无论如何也讲不出来之前的效果。人的思维流都是稍纵即逝的，他无法还原自己。所以，你要抓住两人之间稍纵即逝的化学反应。这个过程也挺玄妙的，只有做减法，清除心中杂念，与对方浑然一体时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羊城晚报：指望严肃的访谈类节目出圈，达到像娱乐综艺节目那种持续的话题热度，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陈晓楠：我自己对于目前的成绩还是挺满意的，因为这类节目现在已经不多了。我们做的“精神暴力”“老年人的性与爱”“PUA”等话题节目的流量都非常好。我们也会更加努力，严肃访谈的流量起点比明星节目低，必须把它做得足够好。

　　羊城晚报：一直以来，您坚持做严肃访谈类节目的野心或理想是什么呢？

　　陈晓楠：我没有远大的理想，但我把每个作品都当作最后一个作品来做——哪怕职业生涯到此刻就结束，也没有任何遗憾。做陌生人的故事给我带来的成就感大于其他任何东西，很稀有、很难。

　　羊城晚报：比起同样做访谈节目的易立竞、陈鲁豫，你好像不常碰娱乐圈的选题，有什么原因吗？

　　陈晓楠：遇到合适的节目我也会参加，不过每个主持人都有自己的法门。我也有短板，不具备把所有明星都采访好的能力。当然，我也采过易烊千玺、毛不易，这和我采访普通人没有区别，都是慢慢谈人生。如果我能够成功地谈下来，那我就贡献了他的一个侧面。我记得对毛不易的采访节目一帧没剪，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是不多见的。

　　羊城晚报：做了二十年关于普通人的访谈节目，你对普通人的认知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陈晓楠：没有什么变化。普通人和时代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每个人都是大时代的大浪里卷起的一粒沙，每个人身上都有巨大的时代烙印。人的心理结构没有改变，只是表现形式变了，遇到了新的变种问题来挑战人性。而我们在这些变异话题里寻找不变的东西，那些东西让人成为人而不是动物。

　　羊城晚报：如果让陈晓楠对话陈晓楠，你最想问自己什么？

　　陈晓楠：今天开心了吗？每天开心了吗？每天做自己想做的事，就能每天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