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李谷一,80年代国内娱乐环境中的焦点,最受欢迎的乐坛偶像。她更是文艺界的改革先锋和实干家,从个人的演唱方法到新音乐类型的引入,无不饱受压力和批判,曾被批为“黄色歌女”。她演唱了各种风格的歌曲500多首,为一百余部电影电视剧配唱主题歌和插曲100多首,其中《乡恋》风靡全国,红透大江南北,被称为“新时期中国大陆的第一首流行歌曲”。而李谷一也被称为“中国新民歌之母”。她所遭遇的几大人生劫难,表面看来是由于她个人在事业上的进取突出和性格的刚直爽烈,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作为改革开放中文艺界的急先锋,她遭遇了这个过程里面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可以说,她是一个样本,一面旗帜,她代表的是“新”势力的抗争与胜利,是这段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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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少年学艺到改革开放之前

　　那时文艺和劳动结合在一起

　　记者:最早发现你音乐天赋的是谁?后来为什么去学了舞蹈,又进了湖南省花鼓戏剧院?

　　李谷一:应该说是小学和中学的音乐老师。初中毕业后,学校保送我到湖南省艺术学院。但是当时还没变声,老师就建议我先去学舞蹈。本来是要学三年的,但刚学了两年,学校就下马了。这时湖南省花鼓剧院在选人才,就把我选了去,我十多年的戏剧生涯就此开始。我演出过20多部戏,都是少女角色,最著名的是《补锅》,还拍了电影,当时让我小有名气了。

　　那个时候学艺很苦,主要是条件很差,不像现在。我们这个剧团在长沙演得不少,但主要是到周围的市县、农村、工矿、边远的地方去演出。打起背包就走,到了演出点就在后台打个地铺睡,条件非常艰苦。那个年代就是如此,上山下乡是很平常的。那时的文艺实践,以基层为主,要和劳动结合在一起。

　　记者:在《补锅》之后,你就没有再搞花鼓戏了,这是为什么?

　　李谷一:1966年赶上“文化大革命”。我刚小有名气,在艺术处于上升势头,但是国内的政治形势,迫使我们不能再搞文艺了。一大批文艺作品都被批判,并提出要扫除“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局面。《补锅》被定为是“新才子佳人戏”,给批判的不轻。文革批来批去,其它电影没有了,戏曲没有了,音乐没有了,最后只剩下八个样板戏。虽然,各地搞了一些“宣传队”,没有正儿八经的舞台,只能到处去唱八个样板戏和语录歌。另外,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那种和谐的、温情的、团结的东西不见了。一个剧团内部分裂成好几派,派与派之间观点、情感尖锐对立,人心全然拢不到一起。

　　连着两三年,没有工作干,吵吵嚷嚷搞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联。有的地方两派持枪动武,死伤不少人。我是个“保皇派”,相对立的是“造反派”。不像后来我唱《乡恋》,反倒成了要改革开放的“造反派”。到了1970年,我们全部下放到农村去了,每天靠劳动记工分吃饭。我们年纪轻,只看到自己的一小片天地,认为湖南动荡得那么激烈,人都不能正常生存了,文艺更没什么搞头了,就想离开这个地方。当时以为北京可能不是这样的,就想去北京,看能不能换一个环境,文艺搞不了,搞别的工作也行。

　　记者:你真正开始唱歌是在进入中央乐团之后?

　　李谷一:在湖南,我就开始唱歌了,主要是湖南民歌等。并且,那时已经开始学习西洋发声方法。1974年我到了北京,中央乐团是样板团,正在排练、演出属于样板戏系列的钢琴伴唱《红灯记》和交响乐伴唱《智取威虎山》,需要又能唱民歌又能唱戏剧的演员。我通过著名指挥家李德伦的审听后推荐,在中央乐团经历了反复3次考试。可能觉得我的声音等方面条件不错,最后经国家文化部批准,被录取了。很快我参加了中央乐团的独唱演出。

　　1975年,有个专家组对全国演唱过“小常宝”的专业戏曲和歌唱演员进行“海选”；又将选入半决赛的演员进行“PK”。我最终胜出。经审查、批准,我随上海交响乐团赴澳大利亚演出。

　　此外凑巧的是,文革结束前,国内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故事片是《南海长城》,作曲家(现中国音协主席)付庚辰老师,要我配唱插曲《永远不能忘》；而文革结束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故事片是《黑三角》,当时中央乐团的作曲家王酩老师,找到我配唱插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以文革为界,最后一部与第一部电影故事片的插曲都是我唱的。

　　记者:文革结束到80年代后期,你唱了很多很多的经典电影歌曲。

　　李谷一:“四人帮”粉碎后,我国的文化艺术开始走出荒漠,开始复兴。写小说的、写剧本的、画画的、写歌曲的多了起来。当时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了部艺术影片《春天》,正是预示着文艺春天的到来。文革中被摧残和耽搁了一批演员,很多老同志不唱了,小一辈的还没有太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我可以说是应运而起。

　　那个时代电视还不太发达,而电影事业大有发展。写电影文学、写电影歌曲的多。那会儿,插曲是电影艺术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故事片有插曲,纪录片、科教片也有插曲。比如《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就是一部纪录片插曲。所以歌曲在电影中的作用比较突出。有时候是作曲家来找我,有时是电影制片厂的领导指定要我唱,所以许多插曲是根据“李谷一”这种感觉来写的,有些量身定做的意思。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每片必歌,每歌必李谷一”的说法。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唱过差不多上百部影、视歌曲,而电影歌曲居多。

　　记者:当时《小花》的《妹妹找哥泪花流》等电影插曲都成了经典。

　　李谷一:经典歌曲,是经广大观众、听众的认知而产生的,演唱者只求尽情尽力,并没有刻意而为之。比如,演唱《妹妹找哥泪花流》,录歌前给我和伴奏乐队看了影片《小花》的有关画面,陈冲饰演的角色是个十六、七岁,非常清秀、天真纯情的小姑娘。我力求寻求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人物性格,演唱时很投入。后来有几位观众讲,当时他们看了这部电影七、八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听这首歌。

　　很麻烦的是那种先期录音。《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是先录完了歌,再由影片《黑三角》主演刘佳去对口型。我录音时不知道刘佳饰演的是那么一个漂亮的、比较大个的、浓眉大眼的姑娘。我用的声音比较甜美、细腻,与角色不大吻合。多亏观众与听众们对这首歌予以认可,才能流传至今。

　　那个时候,我唱了几十部电影插曲,好像有点“垄断”。但是,我最崇敬的朱逢博、于淑贞、单秀荣大姐,还有关牧村、郑绪兰妹子,男声的李光曦、李双江大哥,蒋大为老弟等等,也留下了许多经典的电影歌曲。

　　记者:这段时间名气这么大,生活上有什么变化?

　　李谷一:比上,我不是“先富起来”的阶层；比下,要比老百姓的额外收入多些。那时文化市场没有理直气壮的形成,还只是一个雏形。当时给我开出的是全国演艺圈里的无人能及的最高价。但我正在创建中国轻音乐团,当领导不能“走穴”。

　　我工资外收入,一是录影视歌曲的稿费,公家(中央乐团和后来的中国轻音乐团)拿七；我拿三,只有百来块钱。二是个唱专辑收入,像到太平洋唱片公司录一首歌只有40块钱,团里拿三,我拿七。其实我是1977年至1978年录音最多,但中央乐团当时说要到1979年再结算,这样1978年以前的钱至今没给我。当然,这档事早过去了,就算了。三是参加团里演出的补贴费,一场从3元逐年升到15元。当时我的工资水平不是很高,从40多元后来提到一百来元。稿费这些额外收入对补贴家用还是蛮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