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田／口述 连传芳／撰文)
杨文田，男，马来西亚归侨，现年72岁，退休前任职于三明一中。
时隔39年后，我回到毛立冬加，这时的小镇已不是当年那样，这也难怪，因为我也不是当年懵懂的少年。虽然旧人已老，但记忆却无法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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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39年12月29日出生在马来西亚的毛立冬加，父亲经营小生意，母亲是位朴实的家庭妇女。
毛立冬加是个小镇。它地方虽小，但人气很旺。那里主要的居民是马来人，还有少数的印尼人、菲律宾人、印度人、锡兰人。这里也有许多的中国人，福建人中有莆田人、仙游人、永春人等。
小镇里，人们融洽相处，互助团结，友好往来。人们礼尚往来，过年时，互送礼物或食物，孩子们也友好相处，互相追逐、踢足球等。
中国人多是经营杂货店、金店、布店、咖啡店、自行车店、打铁店、木工店等，也有少数的中国人在深山老林耕种、养猪等。
印尼人、锡兰人擅长经营咖啡店、小食店、打金店、打锡具、银具的作坊。更多的印度人为白种人(英国人)割橡胶领工资过日子，马来人经营椰子林，椰子干、椰子油、椰子糖是马来西亚的物产之一。
当时，每天下午二时起，印度人纷纷走出橡树林，到镇上来购物，于是小镇出现了一片赶集般热闹景象，不少的印度男人到镇上疯狂地畅饮啤酒或椰子酒，之后酒疯大作，怪象百出，直到夜幕降临，小镇才慢慢恢复了平静。
1992年1月，距我离开毛立冬加小镇39个年头后，第一次回到小镇探亲访友，它勾起了我无限的感慨，真没有想到毛立冬加小镇，已是面目全非，一片萧条景象，小镇只剩两间小店，行人寥寥无几，使我伤感极了，昔日的繁荣景象，已荡然消失了。原来在小镇生活的人，有的已过逝了，更多的人和他们的后代，已远走他乡，昔日的好友都不见，小镇附近的一条小河，过去我们常到那里抓鱼蟹，如今小河已成平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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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的那年，我进入当地的一所华文学校读书，学校叫“育贤学校”。它是由当地华商集资筹办的，学校只有一名老师，叫陈绍春。
学校在街上商店的边上，有上下两层，楼下是大教室，可容纳30多人，楼上是教师的卧室。
陈老师教的是从小学一年级至四年级，学生共有20多人都挤在一间大教室里，由他一人轮流按班上课。我当时是在小学三年级，共6人。我们每天从7点开始上课读书。
学校很小，因此没有其他的设施。全校只有一个小足球、几个键子。那时我们很好动，在窄小的地方也踢球，结果往往把仅有的几扇窗户的玻璃都给踢破。
老师每天上午教我们读课文，到了中午放学前，每人都要在陈老师面前背诵课文，如背不出来，手心就要挨鞭子，挨鞭子时，允许两手交替挨鞭子，不允许屁股挨鞭子，学生们都喜欢屁股挨鞭子，因为事前，学生都多穿了两条裤子或者屁股有垫物。
哪想到老师都知道，所以惩戒时都打手心，这让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老师早已作古，但我还时时怀念他，毕竟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1950年，我转学到离毛立冬加约30多里的万津中华小学校。中华小学的规模大，任教的老师多，而且是专业的老师。我们是分班上课，有各自的教室，还有班主任，并且有英语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