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热心办华文学校

　　父亲在小城里算是生意比较成功的，但捐出的钱还远远不够办学，但要筹集足够的资金，就不能以个人的名义，于是他和其他几个热心人成立了中华总会，之后就以中华总会的名义向社会筹集资金。

　　然而，即使走到了这步，办学的资金还是很难筹集到，毕竟仁加哇是个小城市，大家能捐献的钱有限，父亲只好独自跑遍整个爪哇岛，向所认识的熟人朋友募捐。

　　不久，一所漂亮的学校出现在我们这座小城，学校不仅有白墙黑瓦的教室，还有宽敞的操场和高大的礼堂，开学的那天，我和同学们都穿上新的校服，坐在明亮的教室里，那时城里很多人都来学校参观，越是这样我们更是打起精神坐得笔直，当时我想，父亲一定也在这些参观的人群中。

　　后来，学校不再仅仅是学生上学的地方。每逢节日，小城里的华人都会聚集在学校举办活动，连平日里，那些爱运动的华人都会来学校举行比赛，再后来，中华总会的开会地点也选在我们的学校，那儿就成了华人的中心。

　　如今学校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残垣断壁和荒草枯叶，也许这才是历史，才能让人铭记，更给人以思考。

　　小学毕业后，我到了任抹读初中，初中毕业来到了泗水读高中，就在此时，父亲不幸突然逝世，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我陷入极度的悲痛中，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父亲会这么快地离开我们。

　　更让我们措手不及的是，由于新政的实施，父亲多年经营的生意虽然已经传给了大哥，但还是不得不戛然而止，所有的生活顿时变得混乱不堪，全家只能靠着原先的积蓄维持生计。

　　母亲和大哥送我一程又一程

　　母亲将自己的戒指和父亲留下的戒指合起来打了一枚新戒指送给我。戒指的面上刻着一朵梅花，因为母亲的名字里有一个“梅”字。这枚戒指到现在仍然珍藏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觉得这枚戒指的含义深远。

　　离开家的那天，我穿着很整齐，崭新的戒指戴在手上，这也是为了让母亲看到。

　　火车几个小时后到达了泗水，原以为母亲和大哥就送我到这里，可母亲说她还要和我一起乘船，她想再送一段。到了雅加达后，她不得不下船，但在离别的码头上，母亲忍不住哭了，她紧紧地抱着我，边哭边说着些告别的话，大哥站在一旁也不禁泪水盈眶。

　　在出门前，我就告诫自己不能哭，尤其不能在母亲面前哭，可一看到母亲伤心的哭泣，自己终于还是哭了出来。

　　轮船缓缓离开码头，可母亲一直在向我招手，我做梦也想不到这是我俩的生死离别，也许母亲有这种预感，所以才会那样送了一程又一程。

　　大哥带我来到体育场边上小山下，那里是父亲和母亲的坟墓，这里四周很安静，当风吹拂时，都能听到树叶的沙沙响，我轻轻地走到他们的跟前，深深地鞠躬，此时我忽然不知要对他们说些什么，只是一直在说“我来了，我来看你们了”。

　　在我回到中国后，由于两国关系紧张，为了不让家里人受到影响，我尽可能地不写信回印尼，而母亲也是这样的考虑，几乎就没写几封信来，我们因此就等于断了联系。

　　我知道母亲在为我担心什么，因为她听说那时的中国生活很艰苦，担心我吃不了这些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曾经反对我回国，可我为了向她表示自己能吃苦，连续几天吃没有用油炒的菜，从那时起，尽管她还是不同意我回国，但她也第一次看到了她的心爱女儿有如此的决心和毅力。

　　父亲的商店总算保留下来

　　随着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我越发觉得那个曾经的家离我越来越远，甚至觉得如果有一天能回到仁加哇，那一定是我后半辈子最不可思议的事。可越是这样，对家的思念也就越重，特别是在遇见那些当初一起回国的同学后，在谈论到过去的生活时，那种思念就像点着的火焰一样熊熊燃烧。

　　其实，思念归思念，可我一点都不后悔当年回国的决定，试想一下，如果家里不是到了那样窘迫的境地，不是出现大量针对华人的排斥浪潮，不是为了选择一条适合自己今后的道路，我不一定会这么坚决地离开这座城市，也就不会和亲人们天各一方。

　　父亲的商店最后还是重新开张了，但店名改了，大哥的名字也改了，对于此事，大哥总觉得有些愧疚，但现在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因为在那个年代，为了生存、为了活下去，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妹妹也还在这个城市，那天她来看我，大家叙说了很多的事，我知道她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但我们都心照不宣地刻意回避这件事。说实在的，她的另一个名字我一直记不住，还是习惯叫她陈英兰，据说她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为自己起了另外的名字，可见她一直在珍惜着父亲给她的名字。

　　门前的商店现在已经是由大哥的二儿子在经营，大哥是由大儿子抚养，不过他还是经常来到商店看看，我想他这样做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也许他把这家商店看成是家族的标志，经常来看看多少可以慰藉自己的心灵，何况在商店后面的厅堂里还整整齐齐挂着父亲和母亲的遗像。

　　下一代靠什么延续亲情？

　　侄儿侄女们一有空就围着我打听中国的事，他们的问题很多，我尽可能地把所知的东西告诉他们，在他们看来，中国比他们想象的要好的许多，他们都想到中国看看。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到中国看看”，有点是出国旅游的味道，而当年我们到中国是回归、是创业，有着一种理想和抱负，更是一种神圣和崇高。

　　他们真心希望我留下来，在印尼教授中文，甚至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在印尼做私人的中文老师收入肯定很好，因为现在印尼社会很多人都在学中文。

　　听到这话，心里不免有点酸楚，眼前的这些侄儿侄女们都不会讲中国话，不会写中国字，尽管我和他们都是血脉相连的亲人，但之间感觉到有着一种距离。忽然我想到，以后我们这代人走了，我们后代们还能像我们一样维系在一起吗？他们靠什么让这种亲情延续？

　　父亲这辈子钟情中华文化，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让我们练习毛笔字，在做生意时，热心办学兴教。可现在，他的一些亲孙子和孙女却连一个中国字都不识，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如果老人在天有灵，又会作何感想？

　　但换一个角度想，这又并不是他们的错，这也许就是历史，就是不幸。

　　……

　　好在这些侄儿侄女们都知道中华文化是世界历史悠久的瑰宝，他们周围的人或多或少都忙着学中文，这让我多少有些欣慰和高兴。

　　不久前，远在美国的孙子出生，我和丈夫一起过去帮忙，在那里，我告诉儿子和媳妇，无论以后怎样，在家里只能说中国话。因为，维系亲人的不仅是血缘，更重要的是共同的文化！

　　陈惠兰，女，印尼归侨，现年67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陈慧兰／口述 林小宇／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