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印尼客籍著名实业家、慈善家丘元荣先贤

　　丘元荣先贤(1897-1978年)，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著名的客籍华侨实业家、慈善家和爱国侨领。其传略曾分别于1940年加载《荷属东印度概览·现代名侨人物志》、1996年加载《广东省志·华侨志》和2001年加载《梅州市华侨志》。

　　丘元荣，1897年出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长教村，年幼时就读于乡村中的“永捷学校”，勤奋好学，笃实敦厚，深为巴达维亚中华会馆创办人丘燮亭叔父之赏识。1913年，十六岁的丘元荣应叔父之叮嘱壮志南来，初在叔父创设的“联兴公司”当店员。其时任巴达维亚中华总商会会长的丘燮亭叔父为历练侄儿的才智，便让他从店员做起，以协助叔父料理商务。当时，聪颖过人的丘元荣亦深悟“无商不富”、“万丈高楼平地起”、“古今凡做大事者必先从小事做起、从基层做起，以积累经验”等道理，于是他在工作中刻苦耐劳、虚心请教，并参加“华文夜校”的补习以提高中华文化程度进而博览群书，增长知识。

　　果然，经过多年的磨练，丘元荣在叔父的精心栽培下，于1930年自行创立“荣盛有限公司”，专营棉纱、布匹、丝绸、汇兑，生意红火。旋在印尼泗水、井里汶等地设立“荣盛分公司”。随后，又创办“联荣公司”和“新光织造厂”，业务发展到新加坡、曼谷、香港、上海及印尼各埠，可谓运筹帷幄，操奇有计，驰骋商场，乘风得意。值此事业有成之际，他更是高瞻远瞩，看准上海、香港是国际市场的商贸中心，商机无限。于是，他与堂弟丘陶荣、丘佐荣(即先叔父丘燮亭之公子)一起通力合作，在上海和香港先后合股创设“荣南兴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事业如日中天。与此同时，他又在上海开办“巴华笔厂”，生产之两用笔前为自来钢笔后为毛笔，美观实用，风行一时。这是客籍侨商进军大上海及“东方之珠”的香港商界货阜财丰的明证。

　　丘元荣为了报效桑梓的养育之恩，于1941年独资在梅县家乡创办“梅县华侨玻璃厂”，以支持家乡的经济发展。他还在梅县丙村墟设立“荣达分公司”，经营杂货，为中小学生和赴墟的民众提供方便。

　　丘元荣在商贸业上锐意经营，长袖善舞，成为印尼华侨工商界之巨子。他深知，二十世纪为竞智时代，亦是群策群力之时代，应谋取华侨商务之发展，戳力实施。于是，他首倡巴达维亚华侨公会并出任首届会长。1934年，荷印政府仍施行输入限制政策，丘元荣乃出面组织荷印华侨输入商总会，得到众侨商的响应，被推为首任主席并蝉联第二任主席。自有该会以来，华侨输入商受益不少，凡有关于输入商之公共事件，均可在会内商定议决。当时，荷印华侨输入商总会还在泗水、望加锡、三宝珑设有分会。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件，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侵略中国，遭到民国政府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和人民的英勇抵抗。国难当头，凡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均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抗日卫国，谱写了中华儿女艰苦卓绝、浴血奋战、抗敌却暴的辉煌篇章。身为炎黄子孙的海外华侨在世界各地纷纷成立“华侨捐助祖国慈善委员会”，发动侨居地的华侨捐款赠物，或派遣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回国投身于抗日洪流。富有“实业救国”远大抱负的丘元荣当即与各爱国侨领在巴城成立“荷印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被公推担任主席。他公而忘私，竭智尽心，号召全体侨胞踊跃输将救国，督导侨胞捐献源源汇回祖国，对振奋抗日士气，功绩卓著。当时，民国政府发行5亿元的抗日救国公债，丘元荣积极响应，当即以“荣盛公司”名义认购6万元，一时传为佳话。1938年10月，星洲举办“南洋各属华侨代表大会”，丘元荣被推举为巴达维亚首席代表率团赴会。

　　由于丘元荣在侨居地为祖国抗日赈灾贡献良多，应民国政府之特别邀请，返国到重庆陪都开会，受到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接见，褒奖有加。其时，他在梅县雁洋长教村为母亲温样妹做“七旬晋一”祝寿华诞，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最高统帅蒋介石以及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等政要相继题词祝贺。由梅县县长梁国材从县城专程将国府政要的贺匾送到离城30多公里的山村。当年，丘元荣慷慨解囊捐献10万元，连同其母70大寿所收到各界礼金20万元共30万元捐给祖国抗日赈灾，此善举受到民国政府表彰。

　　民国廿七年(1938年)，丘元荣担任巴达维亚中华商会会长、华侨公会会长、荷印华侨输入商总会主席、荷印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还担任中华会馆顾问、巴城义平学校学务委员长、巴城养生院副主席等职。可谓商界翘楚、侨团领袖，才名并重，声美月华。1941年，他被重庆国民政府委任为“海外部委员”。

　　1942年，日本侵略军南侵，雅加达沦陷。日寇获悉丘元荣爱国抗日，便穷凶极恶地将他与全爪哇之侨领共500多人一起关入集中营拘禁，并将他主持及投资之4家公司、1间工厂强行接管，内中的存货、财物等全为日本侵略军掠夺一空，仅布匹一项就达1千多箱。在集中营拘禁期间，丘元荣与司徒赞(广东开平县人，曾任巴达维亚华校教师公会主席、荷印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文书主任等职)等多人，被日寇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普天同庆，欢呼抗日战争胜利。丘元荣与全爪哇被拘禁在集中营的500多名侨领一同恢复自由。他热心社会公益之精神，并未因日寇残酷打击而消沉，反而愈益奋发。在大团结的感召下，他积极联络雅加达的福建会馆、广肇会馆、华侨公会、洪义顺公会及新明会等各社团联合组成“中华总会”，他被推举为首任主席，领导全体华侨共谋福利而不懈努力。当时，印尼各岛交通尚未恢复，百业萧条，战乱频仍，各地动烫不安，受难侨胞流离失所，逃难到雅加达者甚多，亟待施救。当丘元荣目睹难侨流落街头的惨状心急如焚，当即放下自身生意，组织人力全力施救，在中华总会下属特别设立“救济股”，专办难侨救济事宜，经办食堂，寻觅住地，先解决流离失所的侨胞之温饱问题。同时，他向当时政府力陈建议，请求拨出专款救济，对难侨分发物资或现金受惠，从而使2万余户10多万难侨得到救济，或安置于雅加达居住，或返回原居住地谋生。此一善举，为同侨们津津乐道，传为口碑。

　　继后，时局动荡，丘元荣刚毅忠贞，坚持立场，虽迭遇困难时受威胁，仍坚贞如故，其威武不屈、维护自由正义之精神，为国内外人士一致钦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丘元荣面对百废待举，应以经济复兴为本，振兴华教办学育才亦为重要。于是，他与同甘苦共患难的司徒赞等侨贤，在福建会馆、华侨公会、广肇会馆等侨团支持下，积极筹办雅加达联合中学，后易名为“华侨公立巴城中学”，他任巴中第二届董事长。他还协助创办中山中学和印华高等商业学校，并兼任八华学校董事。他还于1949年、1951年至1958年分别担任雅加达养生院四届副主席，为社会公益事业殚精竭虑。

　　谁料，时移世易。1952年，他与堂弟陶荣、佐荣在上海合股的“荣南兴公司”，被“极左路线”划为“官僚地主”而被强行没收所有货物和财产。

　　1958年，印尼苏门答腊岛兵变，苏加诺总统发布戒严令进入紧急状态。昔年抗日爱国获蒋介石接见褒奖的荣耀，竟被卷入事端。旋即，曾因抗日救国而被日本侵略者关进集中营近三年的丘元荣，这次又蒙不白之冤被印尼军队拘禁监狱达一年半。他在雅加达的“荣胜公司”亦惨遭查封，一年半解封后只得忍痛拍卖。

　　丘元荣自上世纪三十年代经商发迹后，他经常说：“操经济权衡者，不患散财之多，但患生财无方；能生财，则愈散而愈聚。”又说：“来于社会之财，要须用之于社会。”故他数十年来能散财以赈灾，能输财以为国，一向热心侨居地及桑梓的社会公益福利事业，功勋卓著。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丘元荣情系梅州家乡的文教公益事业，积极支持梅江桥、锦江桥、梅东桥三座大桥的兴建。1931年，他闻讯梅城兴建梅江桥当即捐款资助。1937年他由印尼回乡省亲时，与丙村的父老乡亲商议兴建丙村锦江桥，被推举为建桥名誉董事长。在第一次董事会议上，他与堂弟陶荣、佐荣3人即席认捐3个桥柱和桥面的建筑费，对建桥所需的水泥、钢材，由其香港的“荣南兴公司”负责购运，建桥的其它费用则由其堂兄弟3人负责在南洋募捐，使该桥得于1948年建成通车。而兴建松口梅东大桥时，他除认捐1孔整体之费用外，并协助在雅加达筹款支持建造。1939年秋，香港南华学院设在梅县，院长钟鲁斋赴雅加达募捐，丘元荣带头捐款并积极协助筹募。1941年他被推举为南华学院副董事长。1949年梅县松口国光中学筹募建校资金，派员到南洋筹款，得到丘元荣等侨贤的大力支持，集资了20余万元。此外，梅县东山中学、丙村中学(前身为三堡学堂)、华侨中学建校舍，他亦鼎力襄助。

　　1978年5月2日，一代闻侨丘元荣在印尼雅加达逝世，享寿82岁。当时，雅加达中华商会、留台同学会、侨务委员会委员、孔教会、中华航空公司雅加达分公司等领导成立治丧委员会，于5月11日举行堂奠旋安葬于文登坟场。正是：“致富万金为实业界中泰山北斗；斯人千古是货殖传上端木陶朱。”(饶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