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是齐鲁故地，孔孟家乡。在上个世纪20年代纷乱无序的历史舞台上，此地曾有两位著名人物异常活跃，那便是前清状元王寿彭和民国军务督办张宗昌。张督办拜王状元为师，王状元食张督办俸禄；张追捧王，毕恭毕敬；而王追随张，亦步亦趋。二人一文一武，一雅一俗，可谓反差巨大，对比强烈；却又互敬互补，配合默契。

　　王寿彭(穴1875-1929)雪字眉轩，号次篯，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未科状元，山东潍县人。出身贫寒，天资聪颖，刻苦自励，读书应举，连考连捷。光绪二十七年(1907)应乡试，中举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入“进士馆”学习法政。光绪三十一年(1905)随载泽、端方等五大臣赴日本考察政治、实业、教育，归国后撰《考察录》一书，倡导教育改良，兴办实业。宣统二年(1910年)，出任湖北省提学使，创办两湖优级师范学堂，为两湖培养了一批教育人才。并建立预算制度，制定学款独立章程，使办学经费专款专用，为全国之首创。辛亥鼎革，任山东都督府和巡按使署秘书。1916年后，任北京总统府秘书。1925年，任山东省教育厅长。次年，在张宗昌支持下，将省立农、工、矿、医、法、商等六所专门学校合并成立山东大学，自任校长，又增设文科，兼任学长。他鼓吹尊孔读经，所聘经史学教师，多是科甲出身的翰林、进士和举人，遭到校内师生责难，于1927年6月辞职，寄居津门，不久病逝。

　　张宗昌(1881—1932)字效坤，山东莱州人。早年曾在东北为匪。辛亥革命爆发，率百余兵马回到山东，任民军团长；不久投靠北洋军阀冯国璋，因“功”升任副总统侍从武官长；后又转投奉系军阀张作霖，升至军长。1925年，以“军务督办”名义盘踞山东，人送绰号“狗肉将军”。其间与王寿彭合作，创办山东大学；1928年被迫下台，客寓天津。后被军阀韩复榘派人暗杀。

　　从二人各自履历看，文武隔行，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仔细考虑，却可发现，还是有不少相通相似之处。一是出身微寒，无依无靠；二是努力进取，自强不息；三是把握契机，事业有成。只是所取途径不同，成功时代有异而已。

　　王寿彭出生于山东潍县南关新巷子一个并不富裕的书香门第，父早亡，随长兄读书。潍县世风崇文，光绪二年(1876)，也就是寿彭出生的第二年，其前邻曹家出了一名状元公，这就是曹鸿勋。鸿勋(1846年-1910年)，字仲铭，号兰生。曹家亦非常贫穷，父亲曹棠早亡，母子艰难度日。幼年的曹鸿勋常常饿着肚子到私塾读书。他的启蒙教师丁象庭对鸿勋非常赏识并全力提携。清同治二年(1863年)，曹鸿勋中第一名秀才，因而得到当时著名金石学家、潍县名儒陈介祺激赏，被收为义子，并指导其学业。光绪二年(1876)鸿勋不负众望，高中状元。王寿彭自幼以鸿勋为榜样，决心走科举之路。终于如愿以偿。中状元，入翰林，授修撰。潍县城里一条宽不足3米，长不过百米的小胡同内，20余年内连续走出两名状元，一时传为佳话。

　　当时朝野曾纷纷传言，寿彭中状元，得益于名字取得好。据说当年殿试之时，正值慈禧太后70万寿，主考官员为讨主子欢心，将本不是头名的王寿彭之卷，故意放在所有试卷之上。慈禧“钦点”甲第，看“王寿彭”三字，不禁眼前一亮，为取“寿齐彭祖”之吉，立即钦点王寿彭为状元。而王寿彭听此传闻后，曾作诗一首以辩之。诗曰：

　　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

　　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再偶然。

　　的确，中得状元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往往带有偶然性，而中举人，中进士，再中状元，连考连捷，绝非“偶然”便可成就。其实，王寿彭能金榜题名，主要还是靠真才实学取胜。他工书法，敏才思，工诗词，擅文翰，时人以得其片纸只字为荣。当年“山东大学”的校牌，即出自其手。在家乡，至今仍留有不少墨迹，以楹联、匾额、题扇居多。他曾为西南关五道堂“仙师庙”题名，并书“仁术博施能济众，虔诚祈祷自蒙庥”。今潍坊市博物馆内，存有刻石一通，乃清末进士陈恒庆为状元公曹鸿勋临《九成宫醴泉铭》作跋文，由王寿彭所书。其著述除《考察录》外，还有《靖盦诗文稿》存世。其书法造诣甚高，端庄雄伟，圆润厚重。其所书对联、匾额、字幅、扇面等墨迹，一向是藏家追逐之佳品。同时，其学术知名度亦很高，寓居天津期间，还常为当地报纸撰写文稿，以赚取稿费，维持生计。由此可见，寿彭绝非无能无识之辈。

　　查《清史稿》，关于王寿彭的记载，只有一条，见于《德宗本纪》，曰(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五月)“壬午，赐王寿彭等三百一十五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也可算是青史留名的人物。另据清末科榜眼朱汝珍所编《词林辑略》卷九，对王寿彭的记载如下：王寿彭，字眉轩，号次篯，山东潍县人。授修撰，官至湖北提学使。当然这是指他在清朝时获得的最后官职。

　　清廷退位，世风大转。文人黯淡，武夫称雄。张宗昌之辈如鱼得水，乘时而兴，高调登上历史舞台。然此人虽一介武夫，却颇喜风雅。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民国初年的前清翰林尤其是状元公仍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张宗昌大权在握后，或是出于心灵深处对拜状元公的崇拜与钦羡，或是想附庸风雅以博取令名，或是兼而有之，便主动拜寿彭为师，经常吟“诗”作“赋”，还出版了诗集《效坤诗抄》。品味其“作品”，辄让人忍俊不禁。

　　“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这是张宗昌所作《笑刘邦》。因张宗昌总将汉张良引为同宗，所以才有第三句中“俺家小张良”。张良乃汉代著名谋士，于助刘邦灭项羽功劳最着。张宗昌称之为“俺家小张良”，以表明自己是张家老大；后两句才提到张良功劳，引为本家，是为抬高自己；而刘邦则不足道也，真可谓目空一切。“奶奶的”是山东人嘴边粗话，竟也入诗。

　　另有一首，题为《改写＜大风歌＞》：“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以此抒发回家乡当上土皇帝的自得之情。《大风歌》原诗是三句，张宗昌增加一句，自封英雄，不可一世。首句匪气十足，乃本色语。末句“扶桑”指日本，表明其对日本侵略者满怀憎恨，爱国之心未泯，是此“诗”值得称道之处。

　　一次，张宗昌游泰山毕，赋诗一首，命名曰《咏泰山》：“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若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虽粗俗少文，但不乏幽默之感。

　　一日，一阵电闪雷鸣之后，张宗昌顿来灵感，欣然命笔，成《天上闪电》：“忽见天上一火镰，好像玉皇要抽烟。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镰？”想象奇特，言人之所未言，可见其形象思维十分发达而活跃。

　　“诗言志”。张宗昌上述“作品”，旨在抒发思绪情感，表现自身才华，每首皆与其身份、教养相符，真实自然地表现了一介武夫的内心世界。只是言辞过于粗鄙直白，简直就是发自心胸之吼叫与呐喊。令人读后印象深刻而难以忘怀。

　　古往今来，上至皇帝后妃，下至市井平民；雅至文人学士、大家闺秀，俗至贩夫走卒、乞丐盗匪，皆能吟诗。当然水平参差不齐，品位更当别论。阳春白雪者为诗人；一塌糊涂者成笑料。张宗昌无疑属于后者。据说寿彭经常为这位弟子改诗，上述各“诗”是否真经过状元修改润色，恐只有天公晓得。以作品水准考察，即使有状元公指导，然以张宗昌之资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神鬼亦无能为力也。

　　王张二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开始于1925年。时寿彭正赋闲在家。是年4月，张宗昌督鲁。在一个文化底蕴最为丰厚之省份，张宗昌不甘被文化人所轻。为显示对文化之敬畏，他频频作出礼贤下士之举，力邀王寿彭出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并拜其为师。两人从此过从甚密。张宗昌为体现开明，造福乡里，于1926年6月决定在济南成立山东大学。此前，创立于1901年的山东大学堂，于1914年已奉中华民国政府之命一分为六，曰山东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山东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山东公立矿业专门学校。王寿彭时任教育厅长，受张宗昌之命，以省教育厅名义于1926年7月24日正式行文，将六所公立专门学校合并改建为省立山东大学。王寿彭兼任校长。8月5日王寿彭到职视事，启用校钤，挂出由王寿彭亲自书写的“山东大学”校牌。

　　王寿彭任山东教育厅长和山东大学校长期间，念念不忘自己前清状元身份，思想保守陈旧。他力倡在全省推行尊孔读经活动，当时的《山东杂字》一书曾讽刺王寿彭曰：“前清老腐败，看着作笑谈，欲把私塾立，怕来查学员。济南教育厅，布告各县传，学堂带《论语》，《孟子》念七篇，五经四书注，古诗五七言”。在山东大学，王寿彭更是将尊孔复旧推向顶点。每逢开学典礼及孔子诞辰，全校师生一律长袍马褂，由他亲自带领，向孔子神位行跪拜叩首礼。1926年9月5日，山东大学举行开学典礼，王寿彭发表了“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训词，与当时时代潮流颇不相谐。

　　王寿彭兴办教育的执着和投入，应是发自根植于心的理念。他广揽各类人才，当然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文学院院长王宪五，清末拔贡，精通经学、古文，有“山东才子”之称；法学院院长朱正钧，曾留学日本；工学院院长汪公旭，曾留学德国；农学院院长郭次璋，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医学院院长周颂声，亦曾留学日本。全校共有教师330人，其中教授就有200多位，在当时全国高校中，阵容亦属强大。从师资来源方面考察，一部分是科举出身的经史学者，另一部分是从德、英、日取得学位的回国留学生，新与旧联手结合，使省立山东大学一时充满生机。尤其省立山东大学制定的《设学大纲》和明确的培养目标，比起山东大学堂时期有很大进步，而王寿彭功不可没。

　　但在当时，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北伐军自南方一路向北挺进。王寿彭被舆论指为“办学思想陈旧，因循陋规”，新旧两种学者之间又相互鄙薄，势同水火。王寿彭以中庸处世，顾此失彼，受到多方强烈责难，不得不辞职离校。张宗昌内定著名学者辜鸿铭为校长，以接替王寿彭。辜鸿铭更是以保守着称，是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唯一仍留着辫子的教授。但辜鸿铭当时已是病情危急，不久即去世，带辫入棺，而未能到任。在张宗昌目中，已无人可用，便决意自己出山。宣称：“山东大学的校长，谁也不给，由我自兼。”为此，时人曾讥讽之曰：“齐鲁文明之邦，目不识丁当校长，孔圣九泉哀叹，荒唐，荒唐。”

　　共同的守旧理念，使王状元与张督军成为生死搭档。在二人生命的最后阶段，命运竟紧紧联系在一起。辞去山东大学校长之职后，王寿彭继续担任山东教育厅长。此时的北伐军势如破竹，北洋军阀朝不保夕。1928年3月，张宗昌仓皇下台，离开济南避往天津。一个月后，北洋政府倒台，国民党政权接管山东，王寿彭黯然离鲁，亦到天津，与张宗昌相依为命。师徒二人客居异乡，切磋“诗”艺，郁闷可想而知。次年，王寿彭病逝于津门，时年五十有四。又三年，张宗昌遭暗杀，死于非命，享年五十有一。

　　王寿彭虽遭非议甚多，但事过境迁，平心而论，毕竟是状元公，德行学养仍令人刮目相看。据山东大学老校友著名学者季羡林回忆，走上学术之路，与王校长有密切关系。

　　季羡林先生15岁时，就读于山东大学附中。王寿彭时任大学校长。祭孔典礼时，张宗昌主祭，王寿彭陪祭。季羡林身在现场，只见二人率穿着长袍马褂，率全体师生对孔子像行三跪九叩大礼。季羡林当时涉世不深，是首次见到如此场面，目睹一个杀人如麻的军阀，居然一副正人君子、圣人之徒相，满脸正气，义形于色，所以印象极深。季羡林当时很贪玩，不知用功，偶然一篇作文被誉为“全校之冠”。而王寿彭有言在先，谁如果连续两个学期得甲等第一名，他就给谁题写一幅字。季羡林好胜激情被调动起来，一改贪玩习惯，开始用起功来。学习成绩在期末是甲等第一名，第二学期再次获得甲等第一名。王寿彭兑现诺言：亲笔给年仅16岁的少年题写对联一副：“能将忙事成闲事，不薄今人爱古人”，并钤有“王寿彭印”和“癸卯状元”两枚印章。另外，王寿彭还写了一个扇面，将清代诗人厉鹗所作诗一首恭录于上，诗曰：“净几单床月上初，主人对客似僧庐；春来预作看花约，贫去宜求种树书；隔巷旧游成结托，十年豪气早销除；依然不坠风流处，五亩园开手翦蔬。”在扇面末端，寿彭题写“录《樊榭山房诗》，丁卯夏五，羡林老弟正，王寿彭”，赠予这位翩翩少年。这折射出状元公对后学晚辈发自内心的激赏呵护之情。不久，王寿彭辞职离校，真“五亩园开手翦蔬”去也。但这段经历无疑对季羡林的成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他开始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小说和散文，养成了写作投稿的习惯，并一直延续至今，对这段往事，季羡林先生铭感至深。

　　抚今追昔，感慨良多。王张二位搭档均已作古多年，生前，他们都曾风光一时，却在晚年与时代格格不入；其身后的世界也向着与他们理念相反的方向发展变化，所以得到的评价也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腐朽”、“没落”、“顽固”、“反动”等等。但是，任何人都不能脱离时代的局限，理念一旦形成，坚守与改变都属于本人的权力。而就王寿彭而言，能给不见经传的少年学子题字，说明其饱学之士之大雅；就张宗昌而论，拜倒在圣人脚下，说明其内心深处仍有所敬畏，有所守望，总比“无所畏惧”要好些。(文 / 邸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