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说错话"的意义

文／何三畏

　　前不久，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听取政协委员的发言后，说了一段很有影响力的话："政务公开需要大家有一个适应过程，过去我们习惯在事情已板上钉钉的情况下再公开。现在政务公开之后，有些事情公开时可能还不太成熟，有时难免出错。老百姓应允许官员有时说句错话，要不然政府工作人员一对着镜头就紧张，又去念稿，说话怎么会生动？美国总统布什还老说错话呢！说错后，新闻发言人再去纠正就是了！"同样的意思，在他于当选为新一届市长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又对媒体表述了一遍。

　　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在正式场合一再阐述同一观念，说明它在王岐山的心中已经是"成熟"的。重要的是，这个观点符合现代政治理念。在全国各省市都在开"两会"的时候，很多"意见"在媒体上表达，但我认为，最值得看重的就是这一条。

　　"老百姓应该允许官员说错话"，这句话实在不错。人是不可能绝对不说错话的--只有这句话才是绝对不错的。可是，我们背离这个常识久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王岐山分析得不错：因为"过去我们习惯在事情已板上钉钉的情况下再公开"。"铁板钉钉的情况下才公开"，就是已经在不公开的范围，"确认"了事情的"正确性"。久而久之，老百姓就"习惯"了不经过自己确认的"正确"，就"不允许"官员说错话了。

　　王岐山分析说，现在，老百姓需要"允许官员说错话"的原因是，"有些事情"在官员们把它"公开时可能还不太成熟"，还没有"铁板钉钉"。这就是事情的关键，这是政府行为的进步。老百姓就是喜欢在决定自己的生活甚至命运的大事还"不太成熟"还没有"铁板钉钉"的时候就知道一些情况。政府这样做，首先已经获得了程序上的正确性，老百姓岂有"不允许"之理。

　　事情在"不太成熟"和没有"铁板钉钉"之前告诉老百姓，使老百姓有说话的机会--自然，老百姓的话也可能是"不太成熟"的，特别是我国的老百姓长期缺乏这样的操练，万事开头难--在这种时候，官员们也应该"允许老百姓说错话"。要知道，老百姓是官员产生的自然前提，无论你多聪明，也无法选择老百姓，只有反过来才成立。

　　官员不仅应该允许老百姓说错话，还应该"允许自己说错话"。问题是，长期以来，官员们已经"习惯了不说错话"，总要别人相信他绝对正确。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巨大的压力，需要对自己有坚强的心理暗示。在这样的压力和暗示下，说话本身对他已经是一种困难。用王岐山的话说，就是"一对着镜头就紧张"。其实，公众也紧张，任何人看到别人这样向自己说话都会感到着急。要把官员从这样的紧张中解放出来，办法之一，就是官员自己要"允许自己说错话"。我相信，只要官员"允许自己说错话"，立刻就会不再是那么紧张，那么害怕面对公众，以至于总是面色凝重，稿子念得结结巴巴，他们一定会获得自信，一定会知道在什么时候念稿子，什么时候抛开稿子，谈笑风生，充满人情味，说一些"有趣的错话"。

　　揆诸常识常理，一个人不说错话，恐怕是不正常的。王岐山提到美国总统还"老说错话"，事实上，美国总统不仅经常说"错话"，有时即便说了自以为正确的话，也可能被国会否定而成为事实上的"错话"。

　　而也是揆诸常识常理，人们当然并不刻意要说错话，官员如此，老百姓亦然。只是，说错话在所难免，关键在于如同王岐山所说的知错后要"纠正"。

　　讲了上面这一段话，概言之，无非就是：允许说错话，就会让所有的力量都得到凝聚。允许说错话才能走向成熟，允许说错话才能导致正确。所以，我们应该对王岐山这一观念深思之，并认真践行之。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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