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拥有太多会反受其制(2)

　　数以百万计的人经常捐助教堂、学校和其他机构，并因此放弃了自己使用这些钱，他们原本可以以此惠泽家人。他们把钱投入募捐箱或捐给联合公益基金会(United Way)，就等于舍弃了看电影、外出就餐或其他个人享受。相反，兑现捐献99%财富的承诺并不需要我和我的家人舍弃任何所需、所欲。

　　此外，这一承诺并没有要我奉献最宝贵的财产--时间。很多人，我很骄傲地说，包括我的三个孩子，花费大量时间用他们自己的才华去帮助别人。这类奉献往往远比金钱更有价值。对于一个身处困境的孩子而言，看护员的友谊和培养远远胜过支票所能买到的东西。我的姐姐多丽丝(Doris)每天都向别人提供很多一对一的帮助。我在这方面则几乎无所作为。

　　我所能做的是拿出大量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这些“索取凭证”兑换成现金之后可以购买到很多资源——用以惠及那些由于命运不济在生活中遭遇不幸的人。迄今为止我已经捐出了20%的股票(包括我的亡妻苏珊·巴菲特捐献的股票)。我将继续每年捐赠4%左右的持股。我全部伯克希尔持股的钱款，最迟将在我的遗产清点完成后10年内用于各种慈善事业。我不打算把任何钱投入捐赠基金(endowment，指不动用本金而仅以本金产生的收益用于设立目的的基金——译注);我希望这些钱用于现实的需要。

　　这项承诺并不会对我的生活带来任何不利影响，我的孩子们也是如此。他们已经得到了大笔可供使用的财产，将来还会获得更多。他们过着舒适而有意义的生活。而且我也将继续过一种能满足一切可能需要的生活。

　　有些物质的东西能让我生活得更惬意，但另有许多却不能。我喜欢有一架昂贵的私人飞机，但拥有多套住房却是一种负担。占有过多东西的人，往往会反过来被这些东西占有。除了健康以外，我最为珍视的财产是有趣、性格各异和友谊持久的朋友。

　　我的财富来源于多项因素的巧合：生活在美国，某些幸运的基因，以及福利。我和我的孩子们都曾中过我所谓的“卵巢彩票”。(首先，20世纪30年代我出生在美国的几率最多为30:1。我是男性白种人，这也为我剔除了多半美国人不得不面对的障碍。)

　　我得到的另一个重大运气是生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它总体而言泽被美国人民，但有时会造成扭曲后果。我工作于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国家以奖章奖励在战地拯救战友生命的人，学生父母以酬金感谢伟大的教师，并且以数以亿计美元奖励发现证券市场定价失真的人。简言之，命运对于好运的分配实在不可捉摸。

　　我和我的家人对于我们超好的运气不是报以愧疚，而是心存感激。我们自己使用1%的财产就够了，超过这一比例并不能让我们更快乐，更幸福。相反，其余99%的财产能给其他人的健康和福利带来巨大影响。这一现实，促使我和我的家人选择了一条显而易见的道路：留下足够的财产，以满足我们所有可以想象的需求，其余的捐给社会，满足它的需要。我的承诺让我们踏上了这条道路。 （沃伦 ·巴菲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