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理论远水不解近渴 经济学家看淡诺贝尔奖(2)

　　今天，奖金数额的分量似乎超过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身的荣誉。从上世纪60年代创办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金逐年水涨船高。最初是3万多美元，20世纪70年代末达到了20多万美元，80年代中期涨到40多万美元，90年代末已经接近100万美元了。最近几年，奖金固定在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0万美元。

　　但是，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们似乎并没有处理好这笔普通人眼里的“巨款”。尽管在学术上都颇有建树，在投资理财方面，他们的策略不见得比其他人来得高明。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瓦西里·里昂惕夫说，“我喜欢以理论作赌注，但不喜欢拿钱去投机。”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用18万美元的奖金为自己在旧金山买了一幢房子。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教授还没来得及把克朗换成美元，就在得奖两个星期后接到一个斯德哥尔摩来的电话，称由于瑞典爆发汇市危机，他的120万美元奖金已“缩水”25%，变成大约90万美元。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道格拉斯·诺思与罗伯特·佛格尔，两人用自己的经济学知识判断当时道琼斯指数3700点太高了，不适合买股票。但后来时间不长，道琼斯指数攀升到了11000点以上。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炉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员邹平座就提出，对金融危机要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层面进行反思。他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崛起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如果在经济理论上还是抱着西方模式不放，就会影响经济政策的正确性。“前苏联和阿根廷就有这样的教训，它们不是被自己的制度打倒，而是被西方的经济理论打倒，大危机给了我们反思的机会。”

　　经济学家李才元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连续出版了基于中国本土视角观察全球经济的三部著作《成人经济学》、《出轨的纸币》和《金融内战》，力求在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

　　他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象征，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它的倒下。首先，在经济学工具层面，建立在理性预期和数理模型推导下的主流方法，已经被证明失败了；其次，战后西方经济学以弗里德曼的货币哲学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观念和学派，也在金融危机中漏洞百出。最关键的是，西方经济学一直坚持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发生了质变。

　　“危机期间，美欧国家和政府强力干预市场，动用国家力量对企业、公司、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和产品，进行直接管制和疏导，这是对政府地位的重新定位。”他说，单单一个守夜人已经不够了，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和市场之间应有更紧密的关系，更精细、更密切、更具体的互动。“而这些，都是以往的西方经济学体系很少关心的。国家的功能如同培育土壤，种子种下了，市场繁荣了，企业和公司如同收割机。”

　　今天，在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中，新获诺奖者也提出了“政府的干预政策能不能使市场更为有效运作”的课题。李才元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前提和基础强调“理性人”、“经济人”，但危机使人们认识到，经济生活中如果没有“道德人”参与，最终结果一定是崩溃。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们在理论和实务两个层面，都应该有很大空间可以有所建树。在这个意义上说，“能不能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还重要吗？这是人类智慧共同的继承和创造。”

　　不过，中国本土经济学家看淡诺贝尔奖，并非不注重自我反思。

　　经济评论人士崔宇认为，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是一个待解之谜。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目前似乎并没有一套解释中国奇迹的完整理论。这中间，中国经济学科研和评估体制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倾向是重要原因。

　　他认为，相比物理和化学等领域的科学家而言，在有中国生活背景的华裔经济学家和中国本土经济学家身上，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中国文人的色彩更浓，他们的“通病”是文人相轻、爱面子、浮躁、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等，这使得技术性强、并偏重基础理论的诺贝尔奖常常与中国经济学家擦肩而过。 (记者 众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