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岩石：产业大腾挪加剧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

　　有媒体报道，河南新郑机场跑道以北不远的地方，人们都在谈论着富士康的“10万劳动大军”。最先落户的富泰华精密电子公司从签约到产品出厂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久违多年的“深圳速度”再现河南，郑州的“省长工程”创造了“郑州速度”！可以预见，全球疯抢的苹果手机将有很多是“中国河南制造”。富士康生产基地的内迁，代表着沿海外向型产业的劳动大军转战内地。

　　生产基地内迁的经济原因

　　沿海工业的生产基地内迁并非刚刚开始。过去十来年，从几十上百人的制造业出口加工企业的内迁开始，内迁规模逐渐升级到千人大厂。在香港上市的福建泉州匹克体育用品公司业绩良好，主要原因之一是匹克的新增生产基地选址江西省，较低的工资成本提升了公司的盈利，使股东们获得了优厚的投资回报。如果说在富士康移师河南之前，沿海生产基地的内迁还是类似于游击队或独立团的行动，富士康的内迁则意味着沿海生产基地的内迁规模升级，集团军转移的行动开始了。

　　沿海生产基地内迁的经济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是民工荒。过去源源不断涌入沿海地区的农民工逐渐减少了，内地的经济发展和沿海的工厂内迁也给内地创造了就业机会，所以外出打工者人数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第二是高工资。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法则决定了沿海产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上升，沿海与内地的工资水平拉开了差距，低工资优势开始驱动沿海制造业工厂的内迁；第三是人民币升值。汇率变动直接影响出口订单的增长，在2005年6月之前，民工荒与高工资是工厂内迁的主要原因，在人民币兑美元开始升值后，沿海出口加工企业的经营压力上升，人民币的升值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可以推论，富士康挥师河南郑州的直接原因就是近期人民币兑美元的加速升值。

　　然而，工厂内迁并非企业的唯一出路，此外还可以有三种选择，其一是不变，其二是“出海”，其三是倒闭。出口加工企业的典型特征是两头在外，原料供应在外、销售市场在外，所以能够走出国界，或者贴近原料供应商、或者贴近产品分销商。无论是“出海”还是倒闭，客观结果都会提高沿海地区的消费，因为外出务工的人会把收入汇回国内，本人也经常“衣锦还乡”。企业倒闭也未必是倾家荡产，反而会导致生产性占压资金转化为投资性资金，据统计，沿海城市居民炒房炒股的资金有很高的比例是由于资金退出生产领域。过去几年，炒房炒股的收益较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加必然会诱发消费升级，结果是在生产基地内迁的同时，财产性收入与居民消费升级导致沿海产业带升级为沿海消费带，从而逐步改变了过去的“两外”工业体系。生产基地内迁与消费市场内迁同时发生，这就有了本文的命题：“两外”变“两内”，产业大腾挪。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两内”开始

　　沿海工业化的模式虽然不是铁板一块，但不容置疑是“两外”模式占主导，所以下面这个模拟图示可大致说明从“两外”模式到“两内”的转型。

　　实际上，沿海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居民从生产者变成投资人和消费者，这两种经济行为之间的互动，推动着沿海消费市场的扩大与升级。个人或家庭的投资行为与消费行为必然产生经济的互动性，对于这种互动性，经济学理论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读：一种观点认为，投资率上升必然导致储蓄率和消费率的下降，从而抑制消费市场的扩张；另一种观点认为，投资的真实收益和预期收益都会创造消费欲望，从而导致消费升级甚至举债消费，推动消费市场的扩张。

　　两个理论假说其实都有道理，类似于老子哲学中的“相生相克”，关键在于假设前提中的资金来源和总量设定。假设可支配资金的总量不变，资金来源简单设定为工薪收入，一个家庭的投资多了，消费必然减少，特别是家庭依然处在量入为出的生存阶段之时，投资与消费以“相克”为主导。但是，如果可支配资金的总量是可变的，资金来源不是工薪收入而是生产性资金的转移或投资性收益，家庭的经营模式已从生存阶段进入了发展阶段，投资与消费就以“相生”为主导了。以房产升值为例，价值两百万的房产，很少有家庭会在厨房和浴室里做高档大理石的装修，也通常不会购买很高档的家具，但在房产升值到八百万时，高档装修加高档家具就很普遍了。行为金融学在研究人的消费行为时引进了心理分析，当人们“认为”自己很富有时，消费就会以预期收益为基础，常常会脱离人的常规性收入。

　　生产基地的内迁和消费市场的内迁，不仅会提升内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会推动沿海的生活方式转变，而家庭生活方式的转变，在宏观上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要从世界工厂走向内需型社会，从政府投资驱动的高增长走向居民消费驱动的适度增长，而内需型社会的发展目标往往就是在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中逐渐形成的。

　　产业大腾挪的方向与非均衡性

　　生产内迁与消费升级是沿海经济转型的两大特征。消费升级会提升第三产业的占比，生产内迁则会改变中国的生产力布局。沿海开放带的生产能力有两个层次，其一是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二是中高端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两类产业的生产基地都有可能内迁，但工厂内迁的方向却不是任意的，除了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之外，还有客观的资源约束。

　　富士康挥师河南郑州，所转移的产能一定是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除了郑州铁路和新郑机场等交通枢纽之外，河南省的低工资水平和水资源优势也非常关键。以富士康的选址作为参照，沿海中低端产能的转移方向还有可能进入四川、江西和湖南等省份。沿海中高端产能的转移方向更注重智力资源，所以大学教育资源较为密集的内陆省份有比较优势，比如湖北、湖南、江苏、四川、安徽和陕西等地区对中高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承接能力较强。从城市化的大趋势看，未来中国将逐渐形成三大超级都市圈：大珠三角、大上海(长三角经济区)和大北京(京津冀)。消费升级的最高端就是金融消费，金融中心与科技创业中心有着天然的联系，因为三大超级都市圈的金融中心都会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效应，从而驱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的升值与城市化的进程正在驱动着一次产业大腾挪。

　　今日中国，生产力重新布局的序幕已经徐徐拉开，每一个省份的地方政府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其中，或者被产业化，或者被边缘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仅不会被缩小，而且还会进一步扩大。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自上而下要看中央政府的政策与投资，自下而上要看本地居民的消费与投资，由外及内要看外来人口与资金的流动，由内及外要看本地资源的优势与劣势。沿海工业带将升级为沿海消费带的大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沿海企业的生产基地迁向何处？这就是中国生产力重新布局的起点之一。

　　产业大腾挪，“两外”变“两内”，将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天量超额货币已经存在的条件下，所谓全国一盘棋的均衡发展观只能是天真的幻想。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一直是不断加剧的。不仅贫富两极分化在加剧，城乡两极分化在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也在加剧。各种非均衡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货币的流动性，货币的总量越高，投资的选择就越多，资本的积聚与集中的规律势必加剧经济发展的非均衡。1978年，中国的GDP总值为3645.2亿，广义货币总量为859.45亿，在31年后至2009年底，GDP总值增长了92倍，广义货币总量却增长了705倍！可以预料，货币总量与经济总量的背离在未来十年内还会进一步扩大。

　　货币总量与经济总量的长期背离必然带来两个后果：其一是通货膨胀，其二是资产泡沫。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创新是成功推出了股市、楼市，在这两大交易市场中形成的新财富填充了货币总量与经济总量之间的背离，同时也扩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可以预见的是，三大超级都市圈的金融中心和创业机会将通过资产泡沫创造出巨大的财富效应，高速推进沿海地区消费市场的扩张与升级，从而进一步加速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金岩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