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泛滥VS发展强劲 现代化“撕裂”墨西哥 (2)

　　常识告诉我们，开放的市场经济对于法制的追求是毫无疑问的。现在，人们熟悉的常识被墨西哥残酷的现实颠覆。只有墨西哥自身的经济与社会现状才能对这种反常识的状况作出应有的解释。

　　不充分的现代化和社会的撕裂

　　墨西哥的经济繁荣与毒品战争看似荒谬地在这个国家共存着，互不干扰。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国家并存着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社会结构甚至生活模式。

　　除了一个治理良好的外向开放的墨西哥(它与北美自贸区乃至世界经济体系和谐地共存互补)外，还有一个法制尊严荡然无存、灰色经济甚至黑色经济主宰人们生活的墨西哥。这两种社会结构都已经深深扎根在仙人掌之国的领土之内，并形成了一种基于彼此分离的平衡状态。毒品战争走向僵局，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卡尔德隆恢复社会统一的努力与能力之间存在着差距。即便没有毒品战争，游击队的活跃和每年50万人规模的非法越境也足以佐证这个国家根深蒂固的社会分裂。

　　是什么造成了墨西哥社会的撕裂？墨西哥赖以成功的现代化模式可谓功过参差。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下，墨西哥实现了制造业的辉煌，顺利地与美加等国实现了产业接续，但是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对最贫穷人群毫不客气地剥夺下完成的。

　　统计数据显示，在1995年—2005年墨西哥制造业创造生产奇迹的十年里，制造工人的实际所得不但没有丝毫增长，反而总体萎缩了2.6%。卡尔德隆政府在2009年的统计显示，墨西哥平民中的极端贫困者在2006年—2008年间由1380万上升到1950万；更广泛意义上的贫困人员(诸如无法负担学费、交通和房费者)数量，在此期间由4260万增加到了5060万。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繁荣时代里，墨西哥的GDP总量空前上涨，但如果从不同人群的GDP贡献率来看，占全国总人口23.5%的农村人口仅能创造GDP总量的2%。

　　各种数据表明，在墨西哥的农村和城市中，存在着一个基数庞大且贫困状态已经固化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中包含低收入的工薪族，他们依靠劳动性收入过活，但国家的收入分配结构却向着有利于资产收益的方向发展：从1982年—1995年，工资收入所占比重由42.6%降为28.3%；这个阶层包含占全国人口10%的印第安原住民，他们在私有化和圈地浪潮中失去了原有土地，不得不扛起武器组成名满世界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这个阶层还包含非法越境者，他们躲避美墨两国的执法人员、忍受蛇头和美国雇主的剥削，每年邮回家的美元成为墨西哥第二大外汇来源和国家金储平衡的关键。

　　现代化和国家的发展长期没有惠及部分人群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更为严重的是，墨西哥没有为这一人群融入主流社会提供必要的支持。因为墨西哥一直执行着最为严格的最低工资制度，低收入者的职业变动很难带来收益增加，这使自由化的获益者和受损者群体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封闭了。

　　30多年的封闭在墨西哥创造了一个国中之国。没有希望的、对国家丧失信心的和被排除在现代化进程之外的社会阶层，很自然地摆脱了法制框架的约束。在市场经济体制外的灰色和黑色地带，成功有了一种新的定义。毒枭们、游击队员、偷渡者，形形色色的法制外“能人”引导了这个阶层的价值取向。毒品经济，成为社会抗议运动的一个恶的副产品，也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符号。

　　今天的墨西哥毒枭们不但建立了军队，而且建立了信仰。“贩毒教父”米盖尔·安格罗·菲利克斯·加拉多在宣扬毒品价值时不忘“教诲”政府，“我们必须牢记，不能只有镇压，而没有医疗保障、公路和安全。”圣马维德——毒枭们的守护神，已经成为墨西哥这个天主教国度里可以和绝望之人的守护者圣犹达·达德一样受膜拜的圣徒。

　　墨西哥的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不均衡、不充分的现代化在很长的时间内丧失了灵魂。它非但没有起到凝聚社会反而起到撕裂社会的消极作用。卡尔德隆意识到了这一点，其实他的前任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当一个社会已经形成壁垒森严的隔膜后，救助与支持显得无力而软弱。陷于战争而无力自拔的墨西哥，必须为后现代化的国家寻找一种社会性的和解，才能挽救公共安全。但已经迟到的和解要想普降仙人掌之国何其艰难！(于海洋)